想要中美科技脱钩，美国施压台湾

在一个炎热的夏日早晨，美国在台协会的几名官员拜访了一家大型科技公司的台北总部，这家公司是美国苹果公司的主要供应商之一。 很明显，这次拜访与以往的礼节性拜访不同，此前美国官员也曾不时拜访这样的企业以便了解行业状况。

而这次，他们开门见山，一坐下就提出了一个生硬的问题：“为什么你们不把更多的产能转移到中国大陆之外？为什么你们还不赶快行动？” 与会者形容这次谈话“严肃而令人不安”。一个与会者说：“我们感到不安。他们问了许多我们不知道是否能够回答的问题。这些问题的答案涉及到我们公司和客户公司秘而不宣的经营战略。”但这次谈话传达出的信息是明确的：他说，美国政府向他的公司直接发出呼吁，要求他的公司切断与中国大陆的联系。

这些美国官员还会见了几家台湾顶级芯片制造商，这些公司的产品供华为使用，而华为是中国电信设备供应商，华盛顿正指责华为在为北京窃取情报。多位知情人士告诉《日经新闻》，这些会面的目的似乎是为了在不断升级的中美科技战中，将这些公司拉到美国这边。 一位熟知内情的芯片业人士说：“他们来这里是为了确保我们清楚地了解美国的出口管制规定，并向我们说明美国对华为的立场。

但我们将他们的话解读为警告。” 对于台湾电子行业的高管来说，这些会面是一个信号，说明世界两大超级强国间的科技争霸战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场争霸战始于2016年美国对中国电信设备公司中兴通讯实施制裁，随后战况步步升级，对那些据说威胁到美国国家安全的中国企业，华盛顿逐渐加大了压力。 一位与美国在台协会关系密切的人拒绝证实会议的具体内容，只是表示，美国在台协会与台湾企业就“供应链重组和出口管制合规”一事保持沟通是惯例。

在过去一年的时间里，华盛顿已经三次修改了针对华为的出口管制规定，这些变化对华为的美国和非美国供应商都产生了影响。他们说，供应商现在小心翼翼地对待美国法律的长臂管辖。在过去两年里，特朗普政府正加速将中国企业列入所谓管制实体名单，在今年，又有约70家公司和组织被加入到实体名单中。 美国政府原本只向美国公司施压，要求他们抵制具体的中国实体机构，而现在，美国政府正全神贯注地强迫非美国供应商也参与到全面封锁中国获取技术的行动中。 新加坡辛里奇基金会研究员、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客座高级研究员亚历克斯·卡普里（Alex Capri）表示：“为了延缓中国的技术进步，华盛顿已将技术供应链武器化，比如在半导体领域。”他说，美国的目标是“压制北京的技术独裁模式”。

按照台湾高管的理解，美国人传达的信息非常紧急：将生产设施迁出中国大陆，减少与华为等大陆客户的联系，站在美国一边，否则你们可能会遭遇最恶劣的情况——成为华盛顿的下一个制裁目标。

双边，现在仅仅在两年前，与中国复杂技术供应链脱钩的想法还是难以想象的，毕竟这个供应链已在中国发展了二十多年。但来自特朗普政府的压力使其变成了现实，在过去三年，从苹果到谷歌，各个公司都开始离开中国迁往越南、印度、泰国和马来西亚等国。对于全球科技产业而言，问题在于新替代供应链的生产效率能否与中国供应链年产逾2亿部苹果手机的生产效率相媲美。

在美国执行这一新政策的过程中，台湾处于关键地位，因为台湾的科技企业同时向中美两国出售产品，在这些企业中既有全球最大的芯片代工制造商台积电，又有全球最大的电子产品代工制造商富士康科技集团（正式名称是鸿海精密工业）。他们所服务的客户既有美国的顶尖企业，如苹果、微软、谷歌、亚马逊、高通、惠普和戴尔，也有中国大陆的领先企业，包括华为、联想、小米、阿里巴巴集团和Oppo。在一场中美新技术冷战中，台湾企业处于骑墙位置，现正被迫（尽管不情愿地）去选边站队。 苹果主要供应商和硕公司董事长童子贤最近在台北举办的“后冠状病毒时代”论坛上表示：“这是一个非常混乱的时代。几十年来，科技行业从未像现在这样需要密切关注国际政治动态。” 上个月，美国政府通过美国在台协会公开重申了它私下传达的信息，即所有外国技术供应商都应该离开中国大陆。

9月4日，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布伦特·克里斯滕森（Brent Christensen）与其欧盟、加拿大和日本的同行共同主持了一个供应链重组论坛，公开倡导与中国大陆脱钩。这是美国第一次在台湾举办这样的活动。台湾本是一个外交灰色地带，至今还没有一个正式的美国大使馆落地台湾，而北京则将台湾视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尚未统一的领土。 布伦特·克里斯滕森说，国际公司“越来越认识到将本公司的未来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绑定在一起是危险的”，它们已开始寻求在中国大陆以外设立生产制造基地。 克里斯滕森呼吁其他国家与美国合作，一起在其它地方重建供应链。“我们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价值观使我们成为天然的合作伙伴，我们相信，如果我们共同努力，我们将更加强大和高效。”

但对于科技公司来说，情况并非如此简单，中国不仅是它们经营已久的生产基地，也是它们增长最快的市场。苹果总收入中的20%，英特尔总收入的20%多和全世界最大的移动设备芯片制造商高通公司60%的销售额都出自中国，尽管它们卖到中国的产品很多又被转口外销到别的国家。 一些大公司正尽力在渐行渐远的北京和华盛顿之间左右逢源，以避免让自己陷入到选边站队的窘境。

比如苹果公司就采取了两手策略以使自己在科技战中八面玲珑。自2018年末以来，该公司一直在推动供应商加速从中国撤离，同时它又积极培育中国本土供应商，使它们在中国国内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苹果这么做是想要确保自己能继续接入这个拥有14亿消费者的大市场。 在获得苹果的同意后，台湾纬创公司今年夏天将其在昆山市的苹果手机组装厂出售给当地竞争对手立讯精密工业。这一交易意义重大：这笔交易使这家中国大陆供应商在苹果供应链中的地位获得提升，并点燃了人们的希望，即立讯有可能成长为与科技制造业巨头台湾富士康并驾齐驱的大陆本土企业。今年8月，大陆企业蓝思科技也从台湾可成科技手中购买到了一个位于泰州的苹果手机外壳制造厂，此前这个工厂一直为苹果公司供货金属手机壳。

一个熟悉苹果想法的高管说：“苹果一直在培养中国本土供货商。以前这么做的理由是，这种策略给了苹果更大的议价空间，但现在这种策略的作用是分散地缘政治风险。” 在参加美国总统竞选之初，唐纳德•特朗普就许诺要结束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结果，他发起了一场贸易战，后来又演化成了一场科技战，导致从芯片制造商到社交媒体巨头在内的多家企业分崩离析。

2018年4月，特朗普宣布对价值5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25%的关税；中国进行了相应的报复。 · 2018年9月，多轮不断加征的关税影响到了中美之间价值几十亿美元的货物。华盛顿威胁要在2019年1月加征新一轮关税，但随后又收回了决定。

2018年12月，华为公司创始人和首席执行官任正非之女，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在加拿大转机时被捕。

2019年12月，美国开始软化其在关税问题上的立场；在次年1月，与中国签署了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 2020年5月，专为苹果公司和华为公司等全球客户生产高端芯片的台积电宣布有意斥资120亿美元，在美国设立芯片制造工厂。美国禁止包括台积电在内的芯片制造商为华为下属企业海思科技制造其设计的芯片。

2020年8月，美国开始推行“干净网络”计划，尝试在云服务器、移动网络设施和移动应用领域将中国排除在外。

2020年9月，任何在研发生产阶段与美国科技产生关联的全球科技产品供应商必须停止其与华为的商业往来，除非获得美国政府的许可。在美国标识出中国企业与军方有关联后，美国要求为中国生产芯片的主要芯片制造商台积电应在向美国申请许可后方可向中国企业供货。中国出台“不可靠实体清单”，将违反中国法律和伤害中国国家利益的外国公司列入其中。 与此同时，富士康已将部分产能迁出中国大陆，但富士康坚称自己不会选边站队。

今年8月，富士康科技集团董事长刘扬伟在台北投资者大会上谈到中美关系时曾表示，“未来全球一定会出现两强共治的局面。如何服务好这两大市场，是我们一直在计划的事情。” 但并不是每一家公司都像世界级大公司苹果和富士康那样，拥有跨越分歧、左右逢源的能力。他们说，现实情况是，芯片研发企业仍然依赖少数美国芯片制造和设计工具供应商来制造最先进的芯片，如Applied Materials、Lam Research、KLA、Synopsys和Cadence design Systems。 这就迫使全球所有芯片供应商都要向美国政府申请向华为供货的许可证。这一政策已于9月15日生效。

自此以后，所有科技供应链公司几乎都会陷入到动辄得咎的境地，无论怎么做都无法同时取悦于中美两国政府。 台湾经济研究院高级科技供应链分析师赵世芳对《日经新闻》说：“一般来说，跨国科技公司不想在美中贸易战中选边站队，但他们仍需为可能恶化的形势做好准备。”。 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反应一直很冷静，但没有几个科技公司高管相信北京会一直保持克制。一家科技供应商的高管告诉《日经新闻》说，他们已收到了更多与中国当地官员“喝茶”的要求，在见面后，官员们会要求他们保证不会将企业撤出或裁员。 一些供应商已被要求在其厂区内部设立由中国共产党管理的办公室。

他们说，所有这些迹象都表明，当局希望更多地了解供应商的动向，并防止供应商大规模外流。为了避免受到中国地方政府的关注，供应商大多选择谨慎地不公布其生产多元化计划。 与此同时，在 9月19日，中国还创建了本国版的美国贸易黑名单：“不可靠实体名单”，任何不公平对待中国公司的外国企业都可能进入这个名单，判断标准由中国政府决定。尽管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个企业被列入黑名单，但有中国官方背景的民族主义报纸《环球时报》在5月表示，苹果、高通、思科系统和波音公司都可能会被列入中国的黑名单。 “在这场（美国和中国）巨象之争中，我们试图保护自己不受伤害，”一位供应链高管如此表示，他们此前一直想悄悄处置一些中国资产，然后将资金撤出中国，投资到东南亚地区。

他还说：“我们担心，如果美中紧张局势继续恶化，我们在中国的资产有朝一日会被扣押作谈判的筹码。”

“离开中国”对于科技行业来说，这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此前，他们可以在西方设计产品，然后在中国的工业中心制造，这个工业中心被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称为“沃土”。30年来，该地区是成本、质量、人力资源和基础设施的最佳组合体。

现在，整个行业必须面对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冲击的新现实，并越来越依赖在东南亚出现的分散、去中心化的供应链进行生产。 这个行业已经开始了近二三十年来从未有过的大迁徙。政府数据显示，台湾、日本和韩国各行业约2000家企业（包括许多关键技术供应商）已暗示有计划将生产从中国大陆分散到其他地区。科技公司，尤其是像苹果这样的美国品牌供应商，正在考虑将其总产能的15%至30%转移出中国大陆，这一比例相当于它们生产运往美国产品的产能。苹果公司还要求其亚洲供应商在未来几年推动施行生产多元化计划。

日本已经启动了一个规模达2200亿日元（20.8亿美元）的补贴计划，以鼓励企业将制造业迁回本土，并额外拨款235亿日元补助企业将工厂转移到东南亚地区。截至今年7月，已有近90家日本企业获批收到补贴，同时有1600多家企业正在申请这笔资金。而台湾则从2018年底开始，通过特别减税及提供优惠贷款利率的方式，发起“迁产回台”运动。 今年年初，苹果公司已开始在越南大规模生产其广受欢迎的无线耳机，并计划将更多产品的生产放到这个东南亚国家，而就在去年，所有这些产品还都是在中国大陆生产的。

这家总部位于美国库比蒂诺的科技巨头还要求其主要手机组装商富士康和纬创扩大各自在印度的产能，并敦促另一家主要供应商和硕迅速在印度建厂。 三星电子于2019年关闭了其在中国大陆的最后一家智能手机组装工厂，将关注焦点完全转移到了越南和印度。为谷歌、亚马逊和脸书数据中心生产的服务器已被转移到台湾生产，而在两年前，所有这些服务器都是在中国大陆制造的。 某苹果手机供应商的高管表示：“客户的心态已经发生了变化。中美两国日益紧张的关系迫使他们不得不考虑改变自己的生产策略，这就像给自己买份保险一样。在未来两三年，你将看到不仅是大型电子设备组装商，还有越来越多的零部件供应商会将产能转移到中国境外，以支持新的供应链。”

新冠疫情的意外爆发进一步促使技术供应商分散风险，不再将所有资源投入到同一个地区。与此同时，对外国间谍活动的担忧不断加剧，使得各国对中国科技公司的态度更趋强硬。 台湾明泰科技是一家路由器、交换机和网络设备供应商，该公司的一位经理对《日经新闻》说：“从去年开始，我们与美国客户一接触，他们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们是否提供‘离开中国’的解决方案，尤其是那些将接入移动无线网络的产品能否在中国大陆以外生产？” 他补充说，因此，明泰科技已在生产方面降低了对中国大陆的依赖。“这些美国客户现在认为，如果这些产品是在中国大陆制造的，那就不安全了。”

对于谷歌的基建商圣晖集团以及和硕、纬创等苹果主要供应商而言，科技供应链向东南亚扩张已成为其重要的新收入增长点。”圣晖总经理赖铭崑说：“我们发现有大量工程在东南亚国家出现，比如在越南、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等国。” 圣晖的董事兼发言人曹耘涵告诉《日经新闻》说：“去年，我们收到很多消息，某些公司正试图从中国撤出，实现生产多元化。在今年，所有这些消息都变成了现实……这些技术供应商真的开始建造或扩建新的设施，我们已把一些中国员工派往国外发展业务。”

代价高昂的迁移然而，离开中国的代价是高昂的。该国仍然提供了一个无与伦比的组合去解决生产问题，包括设置良好的基础设施、其他国家无法提供的熟练劳动力，和只需打一个电话就能在数小时内组织起数十万工人进行生产并交付部件。 美银证券的研究显示，如果产品在泰国生产，则可能需要40天才能使该产品上架美国商店，这几乎是中国商品上架时间的两倍。 一家重要的电路板制造商欣兴电子的高管李长明表示，将生产迁出大陆对他的公司及其同业公司仍是巨大的挑战。

李长明同时还是台湾电路板协会主席，他表示：“制造一块电路板至少有30到40道工序……在大陆，我们有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我们离所有材料供应商都很近……搬到其他地方意味着所有流程和物流都要被重新设计，这也意味着我们必须重新培训工人。” 和硕的童子贤说，“（如果科技制造业搬离大陆），科技制造业将面临根本性的变化。”他的公司以前只在中国大陆和台湾集中生产，近两年也在印尼和越南建立了新的生产设施，并即将在印度建立一个新工厂。“过去，从中国其他省份调集零部件只需两个小时。但在未来，随着供应链在中国境外的分散，想要调集零部件至少需要一到两周的等待时间。”

童子贤还说：“这是一个我们都必须面对和适应的新现实。”。 政府主导型政策帮助鲜为人知的河南省郑州市从一个贫瘠的农业城市转变为一个生产制造中心，年产全球50%的苹果手机。中国西部的重庆市政府帮助惠普及其供应商建造了一个全球最大的笔记本电脑制造中心。全球每三台笔记本电脑中就有一台是在重庆生产的。 然而，即使在贸易战爆发之前，由于生产成本上升和劳动力短缺，几家供应商就已有将部分产能转移到东南亚的打算。在过去四到五年，制造商在生产旺季越来越难以招聘到足够多的生产线工人。

近年来，工人短缺、土地价格和工资上涨已成为供应商普遍头疼的问题，并已促使企业去中国以外寻找替代方案。 国际数据公司的分析师肖恩·考（Sean Kao）表示，许多企业在中国遭受劳动力成本上升的折磨已有数年之久，早就开始计划分散生产，但直到贸易战爆发它们才开始采取行动。 肖恩·考说：“但是，没有一个国家能完全替代中国。随后中美关系开始紧张，还爆发了新冠疫情，这促使这些供应商及其客户下定决心至少将部分产能转移到其它国家，走出舒适区……现在它们真的开始施行这一不可逆转的新举措。”

怀疑，蚊子它们努力将业务转移到中国境外，其结果却喜忧参半。随着针锋相对的中美贸易战升级，美国在2018年对进口自中国的商品实施了第一波惩罚性关税，在此后3年不到的时间里，一条新的供应链就开始在东南亚和印度出现。 像苹果手表制造商仁宝电子等大型科技供应商已在越南购买土地；苹果无线耳机和小米手机制造商英业达在马来西亚开设工厂；苹果手机和宏碁笔记本电脑的组装商纬创在菲律宾设厂。但这些工厂往往规模较小，且分散在东南亚各地，并没有满负荷运转。

同时向惠普和戴尔供应零部件的仁宝公司获得了越南北部永福省的一块土地用于建设工厂。但该公司在2013年被当地政府罚款并没收了大部分财产，原因是该公司未能按照承诺使用土地和雇佣当地劳动力。 某供应链企业的高管向《日经新闻》描述了该公司东南亚工厂几年前的状况，“在有些情况下，这些闲置的工厂根本没人，只有蚊子。”

现在，东南亚的新工厂已不再闲置，但供应商所面临的新挑战却成了效率不高。台达电子是苹果、惠普和戴尔的电源部件主供应商，该公司董事长海英俊表示，其公司为应对贸易战已启动了生产多元化计划，将扩大该公司在台湾、泰国和印度的产能。

然而，他说，中国政府在新冠疫情期间的行政效率是外国政府所难以企及的。中国政府在疫情期间出台了病毒预防指南，帮助制造业恢复了生产，它们是全世界反应速度最快的政府之一。 各行各业和市场观察家们都在密切关注着即将到来的美国总统大选，但无论谁将成为下一任美国总统，没有多少人相信中美之间的竞争态势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会平息下去。 新美国安全中心（CNAS）的技术和国家安全项目高级研究员马蒂恩•拉瑟（Martijn Rasser）说，中美关系不太可能回到“过去的好时光”。 “如果乔·拜登成为总统，我觉得他确实可能在语气和策略上有所改变。

（但）美国民主、共和两党一致认为崛起中的中国对美国构成了挑战，而且国际盟友也普遍相信……将中国纳入世界经济以促使其逐渐开放，并在一系列地缘政治问题上软化其态度的做法根本行不通。” 哈佛商学院管理实务学教授史兆威（Willy Shih）对《日经新闻》表示：“美国大选可能会改变一方的领导层……这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两国关系。但两党都支持采取更加强硬的对华政策，所以我对中美关系的前景并不乐观。” “我认为很多科技产品的供应链已经发生了转移，而且这股转移的势头很难改变。” （观察者网由冠群译自《日经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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