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修铭:《保护Facebook，就是保护未来不属于中国吗？》

我在上一篇文章里谈到，美国自己的企业其实曾经达到了今天华为还无法企及的高度。AT&T仅一个贝尔实验室就拿了8个诺贝尔奖，今天人类的通信技术可以说全是出于AT&T，就连晶体管、激光都是出自贝尔实验室。

但是美国人不光怕华为，还怕自己本国的大型科技企业居于垄断地位，所以他们把AT&T拆分又拆分，通信运营的部分拆成7个，设备开发制造的部分再剥离，最后终端的部分又从设备部门分离出去。华为为人类科学事业做出的贡献，目前远还比不上当年的AT&T。因此，华为最大的敌人是自己，要保持不断的科技创新，当然这一点我还是看好华为的。

最近，《纽约时报》发表了哥伦比亚大学法学教授吴修铭的文章，叫《保护Facebook，就是保护未来不属于中国吗？》，这篇文章映证了我之前的说法，就是在美国的价值观中，对自己的科技大公司不是保护，反而是打压。

这篇文章开头说，Facebook创始人扎克伯格去年讲过一段话，大意是“我们知道我们犯过错。但难道你们没认识到，如果你们损害了我们，不就等于将未来交到中国手上了吗？和美国不同，中国政府可是在支持它的科技企业，因为它知道竞争是全球性的，它想要赢。”

我们知道，今年扎克伯格就因为"隐私门"在国会搞了5小时辩论，Facebook和剑桥分析公司还被美国、英国的监管机构调查。扎克伯格去年这段话不幸言中，美国政府没有因为要和中国竞争，就在这个问题上支持自己的科技巨头。

扎克伯格的话，并没有被美国主流价值所认同。《纽约时报》刊登的吴修铭教授文章就对此评论说，科技巨头“大到不能倒”，有一种浅薄的民族主义号召力。

首先，吴修铭教授承认，中国科技产业正在壮大，竞争力咄咄逼人，中国政府也支持自己的公司。世界最大的20家科技企业中，有八家是中国公司，显示出了一种要争夺全球主导地位的态势。

那么，美国是不是应该考虑，不是拆分或监管，而是尽一切可能地去保护和补贴自己的科技巨头呢？

他认为不是，因为以“民族骄傲”为中心的产业政策是荒唐的，特别是科技产业，国内的激烈竞争会使整个产业更强大。

然后，他讲到了美日科技竞争的历史教训。

在与日本竞争的关键时刻，美国对20世纪70年代的民族骄傲IBM、AT&T并不是采取保护。IBM遭受了长达13年的严厉反垄断调查和审判，AT&T则被美国司法部拆分为8家公司。看起来，这些做法削弱了美国一些最强大的科技企业的实力。

但是结果呢。随着IBM和AT&T不断受到审查，诞生了一系列不需要担心被垄断碾压的新行业和新企业。

从IBM那里获得解放的美国软件业开始复苏，产生了微软、Sun和Lotus等企业。苹果等公司生产的个人电脑开始流行起来。

在AT&T公司解体后，像是CompuServe和美国在线这样的公司纷纷进入线上网络，最后产生了我们现在所说的“互联网经济”。

再看日本，日本政府扶持自己的民族骄傲NEC，大力推广NEC的主机，同时加大对超级计算机的投入，认为它才是计算机行业的未来。日本也从未打破NTT作为电话行业垄断者的地位。

结果呢？日本的科技行业基本上错过了软件、个人电脑和互联网革命。直到今天都没能恢复。

因此作者认为，“如果我们在反托拉斯执法上放这些企业一马，允许它们主导市场，并购竞争对手，美国可能会失去其标志性的优势：允许新旧替换、接受反叛和改变的意愿。”

这种“反叛”精神里还有美国的历史基因，托马斯·杰弗逊的名言“自由之花需要爱国者和暴君的鲜血来浇灌”，可能在美国人眼中，让科技巨头倒下，才是浇灌了自由之花，才是真爱国。

难怪在作者看来，要是真的保护了扎克伯格他们，科技的未来可能真的就要属于中国了。

最近，“孟晚舟事件”让华为处于中国舆论的风口浪尖。主流舆论都认为，中国政府要保护华为。同时大家也注意到，美国的高通和苹果公司正在中国打官司，为了专利纠纷而撕逼，美国企业还在激烈“内斗”。

就“孟晚舟事件”本身来说，中国政府保护中国公民，保护民族企业的高管，毫无疑问是及时和果断的，是必须力挺的。

但另一方面，中国科技企业也在高度垄断化，BAT和华为、联想这些科技企业基本上垄断了整个行业，我在上一篇文章中说过，联想固然受益于中国政府机关、事业单位采购。华为同样靠着中国运营商10亿用户规模下的巨大投入，要知道今天4G设备的投入还没收回成本，又要采购华为5G设备呢。华为各大区的销售收入，中国业务规模最大、增速最快。

因此，对于BAT、华为和联想这些科技巨头，中国政府应该怎样把握好产业扶持的政策，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

蚂蚁金服为什么要从阿里巴巴分拆出来？很多网文营销说马云如何是个大战略家，希望加强对金融业务的掌控，为了金融业务可以独立融资上市，希望发展国际化业务等等。但其实背后有中国政府的监管考量，即便对要走向国际竞争的互联网公司，扶持和保护也不是无限的。

今天中国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大发展，有很多中国特色的成果，有国有企业（基础电信领域）和民营企业（主要是智能终端、互联网企业）的共同努力。中国诞生了一批科技巨头可以走出去开展国际竞争，正如第一张图片中显示的，世界最大的20家科技企业，中国2013年只有3家，到了2018年变成了8家，事实证明，中国的产业政策是成功的。

但是当国际竞争的阶段过去之后，当中国打败了越来越多的国际竞争对手，打通了科技产业链的各个环节，而如果颠覆性的科技革命还没有到来，如何在“存量竞争”阶段，激发中国科技巨头的创新活力，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命题。

华为保持每年极高的研发费用，这一点在中国商业化公司中是一个特别的存在，华为的经验值得学习。最近有文章回顾华为的历史，华为高价引进IBM的管理体系。相比之下联想从IBM那里继承的东西，似乎就没有能够激发更大的创新活力。联想所在的PC行业就是一个需求已经枯竭，源头创新也已经枯竭的产业，而在这种产业中，恐怕美国人价值观中的“自由之花需要爱国者和暴君的鲜血来浇灌”未必没有道理。

随着国际竞争的深入和变化，在未来恰当的时机，在一些创新活力枯竭的领域，中国也未必不能像华为学习IBM的管理那样，从美国学到他们逐渐丢弃（目前仍有有识之士在捍卫）的“开放和竞争”的精髓之处。

清华大学阎学通教授就说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放的领域能力就很强，不开放的领域能力就很弱，从1958年开始能生产汽车到今天我们的汽车产业仍然需要政府保护。

那么在将来，在那些中国已经“做到头”的行业，是不是“对外开放”可能都不够了，需要“对内开放”一下，需要引入更多机制来保证中国特色的源头创新？美国拆分AT&T有得也有失，而要符合中国经济社会制度，可能就要走出一条新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