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是否需要监管？Facebook对用户安全的“不谨慎”？

美国当地时间3月17日，纽约时报爆出剑桥分析公司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前获得了5000万名Facebook用户的数据。

这些数据最初由亚历山大·科根通过一款名为“你的数字生活”的心理测试应用程序收集。通过这款应用，剑桥分析不仅从接受科根性格测试的用户处收集信息，还获得了他们好友的资料，涉及数千万用户的数据。能参与科根研究的Facebook用户必须拥有至少185名好友，因此覆盖的Facebook用户总数最高可达5000万人。

由于剑桥分析公司与特朗普“通俄门”调查又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所以此新闻一出立刻在西方世界引发了轩然大波。

低成本钓大鱼的游戏

剑桥分析公司之所以能得到这么多Facebook的用户数据是通过一个“你的数字生活”的钓鱼应用。2014年，Facebook为了建立自己的小程序平台，邀请了一群第三方公司入驻，推广第三方的程序，这其中就包括这次大出“风头”的剑桥分析公司。当然，它不会说出自己的真实目的。

表面上这是一个性格测试软件，它声称不仅可以帮助用户更好的认识自己，而且还能帮助心理学家进行研究。与国内手机app推广类似的是，心理测试界面上有闪闪发光的五美元“红包”。当用户完成了测试，把自己的姓名年龄爱好星座全部告诉了它，却发现你至少需要拥有185位好友，才能领这5美元。测试都做了，不领到这五美元能行？疯狂加好友吧。

就这样，该软件成功“钓”到27万用户注册。不过27万与5000万之间可有数量级的差异，剑桥数据是如何做到的呢？这就要说到Facebook了，要不然怎么叫Facebook泄密门呢。

3月22日凌晨3点半，消失多日的扎克伯格终于在他的Facebook上发表声明。他说“我们有责任保护大家的数据，如果做不到，那么我们就不配为大家提供服务。”

（扎克伯格六天后才通过Facebook帐号第一次回应泄密门）

回到2014年，Facebook是如何保护用户数据的呢？当时“脸书”为了推广自己的小程序，开发了自己的数据接口，只要用户同意小程序就能拿到用户的全部数据。剑桥分析把这项要求隐藏在用户安装协议中，用户点击我同意，剑桥分析就拿到了全部的用户数据。由于Facebook有类似于知乎的推送功能，所以即使只拿到少部分用户的数据，也足以了解到他们好友的关注和点赞信息。

正是由于Facebook对用户安全的“不谨慎”，剑桥分析仅仅花费了100多万美元就掌握了数千万美国人的关注点和政治倾向的大数据，实现了低成本的大数据收集。

长袖善舞的剑桥分析

拥有大数据“杀器”的剑桥分析在美国政坛翩迁起舞。

除了与特朗普团队的合作之外，剑桥分析还宣称参与了美国和英国的几十场政治活动，包括英国退欧公投，以及参议员泰德·科鲁兹2016年的初选。

至于具体手段如何，这是它的商业秘密，不过也不难猜测。

2014年，北卡州众议员提里斯(Thom Tillis)成功竞选为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他的竞选就被认为是使用非传统政治竞选方式的一个案例。提里斯竞选的一个策略就是，通过Facebook用户参加在线心理测试，政治竞选顾问对每一位选民的性格进行分析，之后通过Facebook和电子邮件投放不同的政治竞选广告。

比如，对那些在进行的心理测试中被归类为“友善待人”类的用户，他们投放的广告是提里斯全程微笑的一则广告，主题是恢复华盛顿共识，而对那些“谨慎”类的用户，他们投放的广告是一位戴着安全帽的工人在工作，提里斯画外音是“我有让经济运转的经验”；对那些"“高度敏感”或“负面情绪”的用户，他们收到的广告是，一位穿着迷彩服、脸上画着迷彩妆的军人出现后，画外音说:“你的安全是他的最关心的事”。

提里斯的竞选成功，曾被麻省理工学院的科研团队专门收录为案例，也让美国两党在最近的国会和总统选举中使用选民私人信息试图左右大选选情的做法面临批评。尤其是这些所谓一切从民意出发的议员当选后经常发出“雷人”言论，比如提里斯就曾说“餐馆不应强制员工在如厕后洗手”，更加剧了民众对侵犯隐私用于选举的不满。

剑桥分析的手法很可能与提里斯选举所用手段大同小异。只不过提里斯是通过公开的方法进行问卷调查，还有一层倾听民意的遮羞布，而剑桥分析通过刺探得到选民信息则连遮羞布都不要了。

值得一提的是，特朗普的竞选团队否认了使用过剑桥分析的数据，不过种种迹象表明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没有隐私的选民能做出独立的判断吗？

特朗普的成功曾被作为平民草根战胜精英政治的一个证明。可美国的选民认识的特朗普是那个真实的特朗普吗？还是另一个带着面具的“王尼玛”？

剑桥分析成立于2013年。随后不久知名的特朗普支持者、美国商人罗伯特·墨瑟就向该公司投资了1500万美元。

剑桥分析前分析师威利接受采访时指出，在2014年，也就是特朗普宣布竞选的1年前，公司对这些Facebook用户的分析显示，在年轻、保守的美国白人选民之中，有一股很高的民粹主义情绪。比如，要求用墙将非法移民隔离在美国之外；希望能以改革的方式排挤华盛顿的主流政治精英；呼吁对非裔美国人抱以现实种族主义的态度。

是不是与特朗普的惊人言论有相似之处？

还记得《纸牌屋》第四季中共和党候选人威廉·康威吗？在剧中的他正面形象无处不在，很多选民狂热的支持他。而这一切恰恰是搜索引擎 “Pollyhop”的功劳，该引擎通过大数据分析甚至比用户还要了解用户本身，使得他能不断挠到用户的“痒痒肉”。

（纸牌屋中的康威是一个典型的“多面人”）

有理智的平民绝不会相信有什么药能包治百病的谎言。但是信息不对称却能使政治候选人一人千面，精准的切合所有选民的心中所想。没有了隐私的选民很容易的被裹挟在情绪之中，做出背叛理智的选择。

何况人的选择来源于对信息的掌握，没有了隐私的西方选民举目所及，到处是为选民量身定制的被过滤过的信息，情绪很难不被影响。

Facebook营销副总裁卡洛琳·艾弗森3月19日在ShopTalk零售会议上就近期数据泄露丑闻回答了现场提问。这是Facebook高管首次就数据泄露丑闻接受现场采访，她表示，公司对数据泄露丑闻感到愤怒和不安。

（卡罗琳是第一个接受采访的Facebook高管）

可是更该愤怒和不安的不该是那些被操控的选民吗？

加强对互联网信息的监管已经是全球潮流

Facebook的泄密并非大公司用户隐私保护不灵的孤例。

2016年12月14日，还未被威瑞森完成收购的雅虎发布声明称，曾在2013年8月被黑客袭击，导致超过10亿用户信息泄露。

2017年10月3日，雅虎母公司美国电信巨头威瑞森说，所有雅虎用户的个人信息都可能被泄露，这一数字是30亿。

为了互联网能健康的发展，通过国家立法和国际协作对互联网进行监管已刻不容缓。

犹他州大学新闻系教授麦克格尔指出，“当前的Facebook泄密事件所暴露的是，美国监管机构没能同社交媒体在政治上的运用保持步调一致，不论是在搜集数据还是在将数据用于政治竞选的方式上。”

而过去很多反对对互联网进行监管的人鼓吹互联网的安全与透明，希望人们相信互联网行业的竞争会使行业偏向于严谨自律。

事实是互联网的垄断和信息差距甚至比传统行业的垄断性和贫富差距都严重。没有外部政府监管和媒体监督，垄断企业不会把用户的隐私当作什么大不了的事。

早在2015年，开发剑桥分析“钓鱼”app的成员之一钱斯勒就被Facebook吸收进公司。

即使在国内，高薪“挖人”也要了解招聘者的过去的基本业务信息。（毕竟这是“挖人”的依据）总不能把传销头目当作销售总监招聘进来吧？

也就是说，Facebook 在2015年就理应知道剑桥分析如何获取 Facebook用户的隐私数据，以及怎样将它们用于政治用途的。

Facebook 在2015年就理应封闭剑桥分析的功能，并负起一家上市公司应负起的责任：告知公众他们的用户信息可能被用于未经授权的用途。同时修补相关接口，减少风险。

然而直到最近纽约时报的爆料，绝大多数用户才知道这件事。

苹果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也在3月25日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8年会上表示，“我个人不是监管的狂热粉丝，因为监管有时会产生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但是这种情况非常可怕，而且愈演愈烈，以至于可能需要一些精心设计的法规（来应对）”。

库克的话代表了西方对长期以来缺乏足够的互联网监管的一种反思，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缺乏监管的互联网下，人民同样没有隐私和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