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元器件供应链出海的必然性、挑战与准备

本文从元器件行业的角度出发，探讨中国元器件供应链出海的优势与挑战，并给即将准备或者正在出海的元器件企业一些准备建议。

近年来，国货在海外引发了一轮又一轮的抢购潮，彰显中国企业在新形势下对产品、品牌、海外供应链和营销模式的探索。 “出海热”的浪潮下，中国元器件企业纷纷加入探索出海之道的大军。但是，由于全球经济处于下行周期、地缘政治错综复杂、中国经济提振发展等因素，中国企业出海面对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

元器件供应链出海的优势

目前，中美贸易摩擦升级，美国等发达国家对华芯片产业链产品的限制愈发严格，一方面给中国半导体企业带来不小的发展阻碍，扰乱全球半导体产业生态；另一方面也给国内企业更大的市场机遇和研发动力，我们的发展眼光逐渐从自家一亩三分地望向了更远的地方。机遇和挑战并重的情况下，中国半导体元器件供应链出海有以下几个因素：

一是，坚持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建立弹性元器件供应链体系。

随着企业自身研发能力和制造水平的提升，中国芯片相关企业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原来从事国内或者外贸生意的企业希望寻找更大市场，境外建厂，与海外企业开展合作成为目前国内芯片企业开拓市场的重要形式。

随着一带一路、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的深入发展，疫情放开，更多中国人重新走出国门，国际交往日益频繁，发现更多商机。 进一步来说，芯片供应链上的企业通过拓展更大市场，参与国际竞争，利用全球资源，创造更可观的利润，降低企业在单一市场经营发展的风险。

此外，半导体产业的供应链不可能由单一国家完成闭环。近年来，国际上的“逆全球化”趋势明显，保护主义抬头，全球芯片市场动荡不断，供应链韧性不足，缺货和高库存情况频繁交替出现。中国芯片企业若想打造更有弹性的供应链，必须将事业布局在全球，扩大合作区域，让更多国家地区的从业者加入到芯片供应生态中，让中国芯片企业在全球市场上更有话语权和竞争力。

二是，元器件供应链上游和下游产业发展需求带动整条供应链向外迁移。 原厂、代工厂、终端企业走出国门，布局全球业务，意味着供应链上相关协同配套企业也要面向全球化视野，比如说元器件分销商要建立海外仓库、办事处、物流等，更好地服务于供应链上的客户，提高提货、运货、交货效率，做到任何一个工厂或者仓库都可以配送到客户需要的产品。

三是，国内要素成本上升，东南亚等国家营商环境有所改善。 要素成本主要表现为劳动力、土地、水、电、燃气等成本升高。受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影响，近年来中国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中国制造业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在2015-2020年持续上升，平均工资由55324元人民币上涨至82783元人民币。而在东南亚国家中，越南平均工资最高，普通月薪在2000—2500元，一些靠近胡志明市的企业，其月薪在4000元左右；孟加拉国的月薪大概为2000元左右；柬埔寨的月薪在1000—2000元，以上国家平均劳动力成本大概是国内的五分之一。

除此之外，中国虽然在工业用水和天然气价格方面比较低，但工业用地价格约为越南的2.8倍、印度的3倍。元器件行业作为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并重的行业，利润最大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不少企业也会将产能转移至国外以降低工资和原材料成本。

疫情放开后，中国供应链优势降低，加上美国等发达国家对华打压的情况下，不少供应链企业无法直接向这类发达国家进口电子元器件，只能转向其他国家购买，增加了购买难度，也提高贸易成本。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不少元器件企业开始外迁，东南亚等国成为最好“接应者”。过去几年，东南亚国家与多国签订了自由贸易协议，大幅削减对外出口关税，例如泰国出口商品享受美国、瑞士、挪威、俄罗斯的普惠制待遇，柬埔寨和缅甸对外商不实行外汇管制、允许外汇资金自由出入等。

元器件供应链出海的挑战

抓住机遇的同时，中国元器件供应链企业出海水土不服的问题难以避免，尤其是中国元器件供应链上的企业无法复制国内成功经验，主要有如下挑战： 一是，对当地营商环境了解不透彻，交付能力不达预期。 虽然，上述文段提到东南亚等国给外来投资商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政策优惠、补贴等福利，但相较于国内而言，营商环境仍旧有较大差距。

拿最近供应链外迁的“当红炸子鸡”——越南举例。 首先，土地政策支持不足。 中国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已完成土地改革，目前绝大部分工业用地是国有的、集体的，并且在企业入驻前，中国政府会给予各类补贴，甚至事先帮企业修厂房、修铁路，打造工业园区，形成集群效应。

但是，越南的土地仍旧是私人承包制，购买起来麻烦异常，并且他们提供的是没有进行任何“加工”的土地，所有在这块土地上的“附着物”，如建筑、水电、水泥路等，都需要企业自己想办法搭建完成。通常，在越南搭建一个厂房或者仓库需要5-6年，甚至更久。

其次，保税法规不便利。 中国元器件走向世界，必须要有强力的供应体系，其中物流是供应链中的“毛细血管”。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元器件从海外进口需要“保税仓”进行存储。在如今的中国，我们既有自用型保税仓、公共型保税仓、综合保税区、B型保税物流中心等，形态多样，而越南只有自用型保税仓。

此外，在中国，物流公司或者分销商在没有确定最终收货人（客户）之前，可以将元器件放在保税仓进行不记名存放，等到交易订单出现，再将货物运出保税仓。但一直到去年，越南的政策与中国正好相反，从海外进口的元器件及其材料等，货物必须要有最终收货人才能进保税仓，目前这个情况已经改善。

货物在越南不同省的保税仓之间流转，也不被允许。如果一定要进行省与省之间保税仓的货物流转，必须要经过越南海关总局和当地海关总局审批后方可，对于货物的运送造成了非常大的阻碍，一批货难以高效供给不同省份的客户。 除了保税仓，在越南进行元器件进出口贸易，还存在一个巨大的成本漏洞——报关。中国是备案制的清单报关，即“分送集报”，分批送货，集中报关，而越南正好相反，实行“一票一报”，例如今天有10张货单，就要进行10次报关。 最后，投资空间“一纸定终身”。

任何外商想在越南进行投资，必须要得到一份越南政府下发的“IRC（投资登记证书）”文件。投资商要将自己目前投资计划以及未来5年、10年的业务在IRC上清清楚楚列出来，并一一附上相应资料。若未来经营环境发生变化，公司业务发展与当初IRC上列举有出入，这种转型不被越南法规允许。

举个例子，某公司最初在IRC上只说明该土地用来建保税仓，经过了3年，该公司想要将保税仓一半空间拿出来租赁给小型制造厂做厂房，或者未来营商环境严峻，外商想要变卖厂房等，只要和当初提交的IRC上面的情况有出入，基本不被允许，后期想要修改IRC上的内容同样非常麻烦。

二是，不可预测事件与环境对供应链韧性的挑战。 因为意识形态、经济因素、竞争因素、自身因素等，中国元器件供应链出海大概率会面临调查、起诉、处罚、禁入等措施，遇到反倾销、反补贴、反垄断、知识产权、国家安全、工会等诸多方面的风险。疫情、地震、洪灾、暴雨、台风等不可以预测的突发事件导致全球芯片贸易断链、企业停工、库存积压、物流停滞等问题，也暴露出大规模精益生产背后，元器件供应链的复杂性和脆弱性，无法有效应对突发事件。 三是，人才与组织架构无法融合当地发展。

人才是一个企业发展的活水池，中国元器件供应链走出国门，需要一批懂标准、会管理、善运作且外语能力强的复合型国际人才。此时，企业在选用人才开拓海外市场时通常会陷入误区——聘用自己熟悉且信任的中国人，但往往需要较大的“试错”成本，尤其是在文化和商业模式上会有强烈的水土不服。

如果本国人比例太少会对当地员工士气、稳定性有很大打击，影响公司在海外的正常运营，而且没有当地管理人员，起步和过渡阶段会变得很困难。例如马来西亚的外资进入当地并购、投资时，有管理层需要一定比例本国人的要求，马来西亚政府希望通过这些外资高新企业来培养当地人才。

一些准备&建议

未来的中国元器件供应链会朝一个更可靠、灵活、敏捷的方向发展，加速全球供应节点合作，共创多赢的发展机制。由于中国元器件供应链上各节点企业出海需要面对大跨度的各类问题，必须借鉴前人经验，对此我们也给即将要出海或者刚刚出海的企业一些准备建议。

1. 尊重并接受当地语言和文化

虽然线上电商发展趋势轰轰烈烈，但元器件交易仍是以线下语言交流为主的行业，所以一定要有语言意识，比如英语作为全球泛用性最广泛的语言，公司的产品说明、收/并购方案、宣传片、业务报表等都需要有对应的英文版本。此外，也要尊重并接受当地的风俗文化和商业规则，对本地员工实现充分关怀和理解，打通员工与中方公司管理理念、经营目标的传输渠道。

2. 遵守当地法律法规

作为外来“玩家”，必须要尊重和了解当地的游戏规则，即法律法规，并聘用相关领域的专业人士。此外，如果是首次出海的企业，请优先选择法律更为完善的国家。

3. 培养跨文化人才团队

强龙不如地头蛇，善用本地人为自己开辟本土市场，提升本土管理人员的综合专业水平，优先跨文化、跨时区和跨语言的团队合作，实现从产品设计、产品制造、产品运输、市场营销等整个元器件生命周期上的协同创新与融合。

4. 善用数字化工具优化管理流程

智能化工厂、智能化物流、智能化供应链管理在世界各地大势所趋，善用智能化工具来全面提高企业运转效率和质量。

结语

总之，在面临反全球化、疫情、贸易摩擦等问题的背景下，全球化正在重构和调整，而中国元器件供应链也正处于这个关键的十字路口，供应链各节点企业在出海时可善用全球资源，以数字化实现转型，尊重各国法律法规，建立跨文化人才队伍，形成供应链端到端的韧性能力，以对出海后可能会面临的风险或供应链断链情况进行快速响应，打造兼顾稳定性与效率性的供应链，提升整体竞争力，只有这样才能从容应对未来出海挑战，破除困难，抓住机遇。

审核编辑：刘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