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把握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重大契机

未来10年，将是世界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10年。人工智能、大数据、量子信息、生物技术等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积聚力量，催生许多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新产业、新产品，给全球发展和人类生产生活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自从工业革命以来，新技术和新产业的每一次爆发式突破与指数级增长都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变革和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的重塑。成功抓住并激发和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尤其是成功把握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重大契机，抢占全球科技与产业竞争的制高点和全球话语权，对推动实现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发展优势独特潜力巨大

当前，我国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为核心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具有独特的制度优势和实践优势。

首先，应全面深刻认识到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重大意义，以开放和引领的心态积极主动推进，提供一系列制度保障和政策支持。

其次，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与互联网经济历经改革开放高速发展的改革红利，已经形成市场化为核心基础、社会资本为主导的结构格局，这是进一步推进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的社会经济支撑和优势所在。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优越性，以“市场主导、政府引导”为原则，通过政府投资基金以及政府—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协同发展“集中力量办大事”，尤其体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与无限潜力。

最后，我国不仅是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还是全球第一货物贸易大国，具有世界上规模庞大、门类齐全、产业配套较为完善的现代工业体系。作为互联网应用创新大国，我国市场潜力巨大、人口众多、海量精准数据获取和生成成本较低、人工智能应用场景丰富、应用空间尤为广阔。

困难与挑战不容忽视

一是人工智能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相对滞后。尽管我国在人工智能应用领域位居世界前列，然而该领域的基础研发、核心算法、关键设备和高端芯片等核心技术、关键技术领域的研发创新能力亟待提升，特别是重大原始创新能力和创新成果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存在一定差距。

二是我国人工智能领域高端人才不占优势。有数据显示，我国仅有25%的人工智能关键人才拥有超过10年的资历，而美国约为50%。人工智能高端人才一般集中于互联网行业，而实体经济、制造业部门能够推动深度融合和传统企业转型升级的领军人才、复合型人才严重缺乏，人工智能专业高端人才优势并不稳固。高等教育和科研机构对未来发展的学科引领和市场需求的敏感度还有待提高，对相关领域的前沿学科的学科建制、课程教学及人才储备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

三是我国数据标准体系和安全防护体系发展较为滞后。当前，我国在数据挖掘、核心算法、数据质量、标准制定等方面相对滞后，特别是缺乏数据自主标准体系将制约人工智能及相关领域的安全性和稳定性。随着人工智能产品逐步运用到各种场景，在人类使用和互动过程中形成的数字化资料、个人隐私和信息的安全隐患，以及带来的信息伦理等问题亟待解决。

四是人工智能高速发展带来的就业替代压力。具体而言，人工智能可能会造成大规模的失业、贫富差距扩大等问题，甚至直接带来新的社会伦理挑战和社会精神焦虑等，亟待积极做好防范和应对工作。

找准发展新一代的切入点和着力点

第一，要完善健康的科技创新生态系统。创新生态系统的运行是基于创新群落与外部环境在不同机制作用下不断发展与进化的结果，其运行机制是系统内部各个组成要素在外部环境的影响下，进行不断的相互作用与联系。包括市场主导优化决定资源配置机制，企业公平竞争，以竞争精神和现代市场契约精神促进各创新主体的技术创新及高质量发展。发挥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研究机构高等学校等创新主体的自主性和协同创新功能，培育完善健康的科技创新生态系统。

第二，要重点突破核心技术、关键共性技术的瓶颈。进一步加强人工智能基础研究、技术应用研发，以及公共数据中心、云计算、云平台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正视我国与发达国家在人工智能核心技术上存在的差距，必须依靠我国自主创新、大力提升原始创新能力。

第三，积极推动传统产业智能化升级转型。形成一批基于先进制造业基础上的智能产业新模式新业态。我国传统工业产业信息化程度较低，自动化智能化基础薄弱，人工智能对传统产业的升级换代和高质量发展转型具有无限空间。后发优势可以更好克服路径依赖的保守模式，强力助推传统产业规划、设计、生产、流通、消费、维护等全流程生命周期的标准化、规范化、数字化、智能化、一体化建设，实现传统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第四，加强人工智能相关领域的人才培育，进一步建立健全激励机制。积极培育和引进人才，包括基础理论研究尖端人才、应用型专业技术人才尤其是跨专业、学科、领域的复合型专业人才。充分尊重高科技人才成长发展的规律，不断完善人才政策激励机制的建设。同时在全社会提倡包容失败、允许尝试、终身学习、进行负责任的创新、不断创造的“现代科学的精神气质”。

第五，深入研究伦理道德法律政策等相关问题。科学家、技术专家和马克思主义学者研究者应加强跨学科跨领域研究，共建共创共享未来发展。进一步反思和探讨人工智能及新科技革命带来的伦理道德和哲学社会科学问题，促进智能社会的伦理道德和法律体系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