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勇胜对印度与中国建立平衡、富有成效的关系，不太可能在短时间现实

印度驻华大使唐勇胜(Vikram Misri)对两项数据颇为关注。

唐勇胜表示，第一项数据显示，从2016年到2018年，中国对印度新兴初创企业的投资增长了8倍，从约6亿美元增至55亿美元。第二项数据显示，虽然这两个亚洲大型经济体之间的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今年有望达到1000亿美元，但印度的对华贸易逆差目前已达530亿美元。

“这种逆差在经济上不可持续，”唐勇胜最近对一群香港听众表示。他呼吁在这一问题“变得具有政治敏感性”之前采取行动。

例如，唐勇胜表示，印度生产了全球平价仿制药供应量的20%，而中国每年仅从印度进口价值2亿美元的仿制药——尽管更多的仿制药通过走私进入了中国内地。

中美两国争夺地缘政治影响力的角力，给其他国家（从澳大利亚到日本，从韩国到新加坡）带来了连带损害，但印度相对未受到波及。但这种貌似的好运气不能归功于外交技巧，更不能归功于任何经济影响力。相反，它反映出印度缺乏全球竞争力，国内经济放缓，资金成本高，风险资本匮乏。

由于印度的风险资本如此稀缺，几乎所有进入印度市场的企业要么是外资企业——如亚马逊(Amazon)、Facebook和WhatsApp——要么是背后资金来自国外、却打着本土旗号的企业。其“金主”要么来自中国，如蚂蚁金服(Ant Financial)投资于Paytm、字节跳动(Bytedance)入股新闻应用Daily Hunt；要么来自美国，包括沃尔玛(Walmart)以160亿美元收购Flipkart；或者来自涉足众多领域（从数字支付到共享出行）的软银(SoftBank)。

7月早些时候，印度采取措施试图解决这一问题，终于出台针对初创企业的税收减免措施，作为大选后预算的一部分。

与此同时，中国的制造成本不断上升，而外国投资者正在设法通过供应链多元化来降低对中国的依赖——但印度未准备好利用这一机遇。

相反，越南成为迄今的最大受益者，这不仅得益于美国制造商转移生产基地，还得益于韩国等其他出口国。

澳新银行(ANZ)驻新加坡高级亚洲策略师Irene Cheung表示：“这场（贸易）争端正逐渐演变为一件旷日持久的事情。作为回应，亚洲的供应链出现了一些调整。自2018年末以来，中国对美出口一直在收缩。与此同时，其他一些亚洲经济体，尤其是越南和柬埔寨，对美出口有所抬升。”

印度***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在第一任期推出了“印度制造”(Make In India)计划，旨在鼓励制造业发展，但外界普遍认为该计划收效甚微。

这在很大程度上可归因于基础设施方面的瓶颈。印度许多货运列车的运行时速还不到30公里。港口太少。虽然近年上马了大量公路建设项目，但建设速度（尽管有了很大提高）仍远远落后于东南亚的竞争对手国家。

印度的工业缺乏规模，即便考虑到工资很低，但工人的生产率仍不够高。

随着企业规模扩大，它们有时会从在印度制造转向在印度组装，因为它们无法获得所需数量和统一标准的零部件。

印度驻华大使指出，中国手机制造商小米(Xiaomi)在印度拥有35%的市场份额，但尽管如此，他只能指望该公司在印度开展分装业务。他向往地补充道，如果中国增加对印度制造业的投资，而不是扎推投资于科技行业，那样会更好。

印度应该向已往制造业价值链上方移动的中国学习，为其低技能人口创造如此大规模的就业机会，使其他任何国家在竞争力上都赶不上它。Premia Partners管理合伙人蔡瑞怡(Rebecca Chua)表示，这是越南已经汲取的经验。最近Premia发行了一只在香港上市的MSCI越南ETF基金。

她说：“今天的越南看起来就像20年前的中国，有着相似的有利条件。三星(Samsung)一半的智能手机、英特尔(Intel) 80%的芯片都在越南生产。”

相比之下，印度创造的几乎所有就业都是低端服务业岗位，向价值链上方移动的希望渺茫。

除了与中国之间存在问题以外，印度与美国之间也有矛盾——美国总统特朗普(Trump)最近以印度采取保护主义政策为由、取消了授予印度的“最惠国”地位。但考虑到经济和基础设施问题，印度缺乏与自身规模相称的筹码。

换句话说，唐勇胜大使对于印度与中国建立更平衡、更富有成效的关系的期待，不太可能会在短时间内成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