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5G攻上“上甘岭”虽占得先机但走出国门之路仍举步维艰

正处于国际“排挤”暴风眼中的通讯巨头华为于昨日（12月18日）宣布，已在全球范围内获得超过25份第五代移动通讯（5G）商业合作合同，居全球首位，并已出货了逾1万个5G基站。这比华为上个月披露的22份5G合同又多出三份。

华为轮值董事长胡厚崑在华为东莞园区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还透露，预计华为今年总营收将超过1000亿美元，而2017年华为营收为920亿美元，同比增长8.7%，并称“这将是公司历史上的一个重大里程碑”。

事实上，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华为一直处于聚光灯之下。

华为5G攻上“上甘岭”

在5G争夺战中，主要焦点还是在于标准之争。高通则是以美国支持的LDPC码收下了5G eMBB场景的数据信道的长码块以及短码块编码方案，而华为以中国支持的Polar码争取到了控制信道的短码块编码方案。也从此，华为加速“攻上上甘岭”之路，占领5G主导权的制高点。

华为官方公布的消息显示，近日华为在中国5G推进组组织的第三阶段测试中，率先完成5G 独立组网（SA）的性能和功能的全部测试项目。据中国5G推进组称，华为是我国首个完成基于3GPP R15国际标准的非独立组网（NSA）测试和SA功能测试的厂商。

与此同时，华为还成功完成了2.6GHz频段基于3GPP Release 15标准9月份版本、SA架构的5G NR互操作性测试。该测试的完成是2.6GHz频段5G NR产业成熟和大规模商用发展的关键里程碑。迄今为止，华为共获得61项5G专利，占比在26%左右，高居榜首。

华为在5G领域取得的成功，得益于其多年来的坚决投入。华为从2009年着手布局5G，至今已过去9个年头。期间，华为多次取得突破性进展。2012年推出关键技术验证样机，2013年投资6亿美元用于5G研发，2015年推出系统测试原型机，2015年至2017年参与3GPP R15标准制定。

2018年更是华为5G里程碑。在2月份的2018世界移动通信大会（MWC）前夕，华为正式发布了全球首款符合3GPP标准（全球权威通信标准）的5G商用芯片——巴龙5G01（Balong 5G01），和基于该芯片的首款符合3GPP标准5G商用终端——华为5G CPE（Consumer Premise Equipment）。标志着华为突破了5G终端芯片的商用瓶颈。

同时，华为计划在2018年投入50亿元用于5G研发，相对去年的40亿元显然加大了力度。如任正非所言，“在5G的问题上，我们就是要下定决心做到战略领先。”

按照华为规划进度，2019年华为就可以实现5G商用，并同期推出5G手机，2020年5G就能全面普及。5G商用越早越广，就越能够有效地验证5G技术是否可行，越能够提早制造和部署符合5G国际统一标准的设备，进而推广到全球，有望成为最大5G主导者。

虽占得先机 但走出国门之路仍举步维艰

5G技术领域，华为已经积累了足够高的壁垒，使得各国运营商和技术厂商也无法绕开华为单独行事。例如，业界普遍看好的5G-eMBB场景（enhanced MobileBroadband，增强移动宽带），适用于3D高清视频、AR/VR等，这也是普通消费者理解的5G应用，而Polar码已经被确定为5G eMBB控制信道的短码块编码方案。

因此，在美国联合盟友对华为提出质疑的当下，也有人表达了善意。据《印度时报》报道，12月18日，印度电信局秘书向华为发出参加5G测试的邀请，并称赞华为在印度发展电信行业。

印度电信运营商协会表示，任何根据“传闻”排除某些企业的做法都可能会损害整个国家的数字通信前景。协会总干事拉吉那·马修指出，“华为有能力帮助运营商和整个行业进行筹备工作，以便在运营、组织及最重要的生态系统中构建5G服务”。

然而尽管如此，华为的5G技术在印度发展依旧可能面临接踵而至的挑战。

在发出5G实验邀请的前三个月（9月14日），印度电信设备及服务出口促进委员会(Telecom Export Promotion Council；TEPC)会长Shyamal Ghosh致函印度国安顾问Ajit Doval，“基于国家安全关切”，建议在联邦至地方各层级政府网络设备，包括电信、电力、铁路、国防、及国营企业禁用华为、中兴及烽火通信等中国企业的设备。

虽然近几年，华为走出国门之路举步维艰，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对华为展开“密集围堵”，亦或是华为CFO孟晚舟的“引渡事件”引起轩然大波，但华为都以“实力说话”。

就像华为总裁任正非在5G业务汇报会上表示的那样：“如果我们的产品做得好，就能服务世界上绝大多数运营商，这样就能掌握主动权。”在5G风口来临的今天，仍值得拭目以待。

在全球日益同质化的今天世界变成了“地球村”，以至于任何一个产业都会涉及到数十个国家和企业的共创合作，无法“一家独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