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的技术发展和时代背景简介

一、以自力更生为主的早期工业化

在中国工业于20世纪50年代奠定基础之后，由于中苏分裂和美国及其西方盟国的封锁，中国曾经在从50年代末直到70年代末的20年间，在技术进步和工业发展上走了一条以自力更生为主的道路。即使在我们范围有限的研究中，也存在充足的证据表明：今天中国工业的技术能力更多的是起源于那个历史阶段。只要稍微观察一下中国的核能、航天、航空、发电和输变电设备、铁路装备、造船、卡车、机床、重型机械、大型计算机等工业，就会承认这个事实——它恰恰证明了自主开发对于技术能力发展的重要性。能够开发产品和工艺当然并不代表这些自主开发出来的产品和工艺一定具有很高的技术水平，但只能使用外国技术却必定意味着没有技术能力。

从历史的角度看，“自力更生”阶段对于中国技术发展的意义在于，封锁造成的技术来源中断迫使中国工业在早期阶段就开始了广泛的自主开发，并通过这种超强度的技术学习而生成和积累起宝贵的技术能力（“自力更生”阶段最具标志性的自主开发成果当然是“两弹一星”，但其实大大小小的例子不胜枚举。例如，本书中提到的“红旗”和“上海”牌轿车、运10干线飞机、70年代的大型计算机研发项目等都是那个阶段的成果。此外，继60年代初制造成功万吨水压机之后，中国机械装备工业又于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初，开发成功业内著名的“九大设备”）。

北京时间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邱小姐”成功爆炸（图片来自维基百科）

毫无疑问，在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间，中国技术进步的潜力遇到了阻碍，但这种阻碍主要来自“文化大革命”和计划体制僵化所导致的经济发展丧失活力，以及生产与研发分离的科技体制的低效率、企业缺乏持续技术改进的自主权和动力等因素，而不是来自在技术研发上的自力更生。

二、以市场换技术

改革开放开始之后，中国因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而产生了“技术引进”的巨大需求【除了作为后进国家所难以避免的与先进国家的差距和缺乏持续改进所导致的差距，还存在结构性的技术差距：第一，表现在长期被忽略的耐用消费品工业领域（典型的如包括电冰箱、洗衣机、空调等在内的家用电器和包括电视机、录像机等在内的消费电子产品及轿车等）；第二，表现在一些新兴的工业领域，如信息技术（集成电路、软件、个人电脑）等）。这种结构性差距是导致引进成套生产线和产品设计的主要原因】。中国工业广泛地通过引进设备和产品设计（技术许可证）来改进生产手段和产品结构，并通过引进整套生产线和产品技术建立起一些过去被忽略的工业。直到80年代末，大规模引进都是以“技术改造”为目标，通过吸收和引进外国技术以改造中国工业。

但进入90年代后，中国工业越来越多地滑向没有自主开发内容的技术引进（技术依赖）道路。导致这种转向的一个因素似乎是改造国有工业的艰难——深受历史包袱和体制束缚之累的国有企业不仅仍然无力在技术研发上进行投入，而且在市场化过程中滋生出来的短期行为，使其更倾向于通过购买外国技术来应付燃眉之急。另一个因素是外资的大量涌入，特别是在某些区域的集聚（如较早的珠江三角洲和后来的长江三角洲），不仅可以迅速拉动当地的GDP，而且推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出口贸易繁荣。自己干得艰难和依靠外资的“轻而易举”两相对比，很容易令一些人把政治波动和“命令经济”阻碍技术进步的责任归结于“自力更生”（把自主创新形容为“关起门来自己搞”是反对自主创新者最爱引用的言语之一）。在这种背景下，出于我们还无法完全澄清的原因，在政府中也产生了一种政策思维定式，认为中国工业只有先经历“引进外国先进技术”的阶段，才可能获得自主开发具有先进技术水平产品的能力，并由此导致了“以市场换技术”方针的形成。

但表面的经济繁荣却掩盖不了一个事实：“技术引进”对于中国工业技术能力发展的贡献最多只能是间接的，而不是直接的。通过“技术引进”、合资组装外国产品以及外资设立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厂（对于国内流行的所谓“国际产业转移”说法，只要稍加分析就会看出，其实那不是“产业”转移，而是产业链上的“终端产品组装环节”转移），虽然可以在中国生产出看上去技术水平更高的产品，但中国工业的技术能力却越来越陷入停滞甚至萎缩的状态。问题不是出在学习外国技术的必要性上，而是出在放弃自主开发努力的行为上，这使“技术引进”成为没有技术学习内容的技术依赖。但是，正因为能力只能组织内生，而不可能从外部买来或引进，所以无论在多大程度上受益于“技术引进”，在那些今天仍然能够自主开发产品和工艺的工业领域（如核能、航天、发电和输变电设备、铁路装备、造船、卡车、机床、重型机械、大型计算机，等等），中国企业所具有的技术能力都不仅与改革开放之前的自主开发经验一脉相承，而且只能在保持自主开发传统的前提下成长。这个经验证据与本书所阐述的理论逻辑是高度一致的——技术能力只能来自自主开发的实践，而不可能来自仅仅使用外国技术的过程。

三、中国自主开发/竞争性企业的崛起

在改革开放时期，使中国工业不仅能够提高产品技术水平，而且技术能力显著成长的力量源泉，既不是“技术引进”，也不是外资的涌入，而是本书多处提到（并部分记录）的中国竞争性企业的崛起。值得注意的是，至少在技术密集型工业中，竞争性企业的崛起和自主开发企业的崛起几乎是同一个现象和同一个过程（对于这个正在发展中的企业类型，现在进行正式定义仍嫌过早。但需要说明的是：第一，本书所说的竞争性企业不是在劳动密集型工业中主要依靠价格竞争的企业，而是在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工业中必须依靠产品和工艺开发进行竞争的企业；第二，这种企业指的是完全在市场竞争条件下发展的企业，所以区别于那些虽然具有相当的自主开发能力，但在体制上仍然没有彻底市场化的企业。因此，本书所谓的竞争性企业是具有技术研发能力和市场化的企业）。

从组织形式来说，这种企业的萌芽可以追溯到80年代后半期，而它们在90年代中期之后的明显崛起则是自50年代工业化以来第一次出现的现象，标志着从计划到市场转变的一个实质性进展。

但是，竞争性企业的技术能力源头却不是来自“技术引进”，而是深深地植根于已经消逝的“自力更生”阶段。如果稍微分析一下华为、中兴、奇瑞、振华港机这些标志性的自主创新企业，就会确定无疑地发现：第一，这些企业之中没有一个是从组装外国设计的产品开始的；第二，这些企业最初的研发团队都是来自具有技术研发经验的老企业或研究所。还有什么证据比这个事实更能证明自主开发不是技术引进的结果?这些企业的自主开发过程当然伴随着对外国技术的大量学习，但与技术依赖模式不同，它们是通过自主开发来学习和吸收外国技术知识，而不是相反。

华为最近发布的Mate X很多技术都是自主创新的，在世界范围内都处于领先地位（图片来自网络）

对于中国工业来说，竞争性企业的崛起既是革命性的，又是连续性的。革命性体现在新的组织形式上，连续性则体现在技术能力的源头上。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中国工业不会出现新的组织形式；而如果没有早期的工业化和技术研发上的自力更生，也不会具有竞争性企业能够从自主开发起步的技术能力基础。因此，在技术密集型工业领域产生竞争性企业的社会条件，其实是中国工业50多年的历史所孕育的【如果没有一个足够规模的国家科学和工程教育体系，像华为、中兴这样目前各自拥有三四万名员工的高技术企业是无法成长的（华为曾经在2000—2001年一口气招收了6500名左右的大学生）。能够产出如此数量的理工科大学毕业生的中国教育体系，当然是在50年代大规模工业化的背景下开始建立的】，而不可能在抛弃了计划体制仅仅几年之后就会具备。

“比较优势论”者企图让人们相信，中国50年代的工业化及其后来的“自力更生”是一个不应该发生的历史错误；但从今天中国工业的实践来看，正是因为有付出巨大牺牲而建立起来的技术和工业基础，中国才有可能在一个经济全球化的年代成长起来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的竞争性企业，才使中国有可能在开放竞争条件下实现技术结构和产业结构的爬升。由此可见，中国需要的是对经济组织形式的改革，而不是放弃自主开发。因此，在中国工业技术能力的累积性成长过程中，“自力更生”和“自主创新”并非没有关系的历史断裂，而是回荡着同一个主题的不同历史篇章。

四、市场竞争、国家竞争与自主创新

要理解竞争性企业崛起对于中国工业发展的意义，还需要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的这些企业会自发地走上自主创新的道路？

正如本书指出的，自主开发/竞争性企业的崛起，特别是它们对于中国技术进步的突出作用，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是一个“意外”。产生“意外”的根源不在于理解企业需要市场竞争的一面（因为这本来就是市场经济改革的目标之一），而在于政策思维的一种长期错误定式——自主的产品和工艺开发只能是技术引进的结果。但是，即使在政策框架不利于自主开发的条件下，竞争性企业仍然顽强地走上了这条道路。简单地概括本书给出的解释，其原因就是在开放市场条件下，要发展就要有竞争力，要有竞争力就要有能力，而获得能力的唯一途径是自主的学习、创新和管理变革。中国自主开发/竞争性企业的崛起轨迹证明了市场竞争和自主开发之间的必然联系，即寻求竞争优势的努力必然导致自主创新。这个事实有力地粉碎了在“改革开放”与“技术依赖”之间画等号的荒谬逻辑。

竞争不仅发生在企业层次上，也发生在国家层次上，所以同样的机制也促成了自主创新社会意识的觉醒。在两个世纪之交，中国社会曾经洋溢着一种加入世界主流、“与国际接轨”的美好愿望。但在中国加入WTO后，发达国家对中国变本加厉地反倾销、挥舞知识产权大棒以及持续地进行技术封锁，这使中国社会普遍地认识到全球国家体系中的竞争关系、发达国家压制中国崛起的企图以及自主掌握技术的重要性。“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这样一句缺乏严格定义却形象、感性的俗语，已经成为越来越深入人心的共识，比任何标语口号都更为有效地为自主创新打下了社会基础。于是，由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全方位竞争反而使“自力更生”精神显示出了被忽略的历史价值。

五、走向自主创新必将引发新一轮的体制变革

以上述历史脉络为背景，自主创新作为经济发展的战略方针，其实质就是在开放和市场化的条件下，重新强调内生技术能力发展的转折。所谓“重新”的含义，指的是自主创新的动力本来就植根于中国自强的历史进程之中；所谓“转折”的含义，指的是应该摈弃曾经走过的一段技术依赖的弯路。产生这个转折的原因恰恰在于改革开放取得实质性进展：在开放市场条件下，自主创新决定着中国工业发展的命运，并因此而决定着国家的命运。

自从冷战结束以来，在西方政界、媒体和学术界的讨论中，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南非和东欧等国家和地区通常被称为“新兴市场”。一些中国人也鹦鹉学舌地自称中国为“新兴市场”。但这是一个以西方为中心的概念，指的是这些国家的开放使西方的跨国公司可能获得更大的市场空间，所以西方商学院近年来的一个讨论热点是跨国公司如何在“新兴市场”中赚钱。但成为一个以西方为中心的“新兴市场”并不符合中国的利益，中国要做的是成为一个一百多年来无数志士仁人所梦寐以求的新兴工业国。若要在全球化条件下成为这样一个新兴工业国，而不是他人餐桌上的鱼肉，中国工业就必须通过自主创新发展出能够产生国际竞争力的能力。

走向自主创新的历史阶段才刚刚破晓，更多的问题等着我们去回答，政策辩论也会以不同的形式继续下去，而最大的挑战仍然是需要对政策体系和体制进行持续改革。从经济组织形式的角度看，改革开放针对的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但从技术发展的角度看，走向自主创新同样需要针对在技术依赖过程中形成的政策和体制弊端，例如对中外企业的不平等税赋、为了“招商引资”而贱卖中国企业、垄断与依赖外国技术的奇特结合、重申报“成果”而轻应用的科技体制，等等，以及围绕着这些做法所形成的既得利益结构。因此，走向自主创新必将引发新一轮的体制改革。但其结果无非是把改革开放的初衷——中国自强——贯彻到底。

综上所述，走向自主创新不是一项权宜之计，也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一场具有深刻历史渊源和深厚社会基础的“文艺复兴”，并将因为从改革开放中获得新的组织形式而更加辉煌。以这样一个战略转折为主题，本书所扮演的角色不可能是历史的终结者，而只能是历史的预言者。未来的问题和困难会层出不穷，但所有可能发生的曲折都不会影响本书最基本的预言：自主创新必将从涓涓细流变成中国工业发展的洪流——由于中国工业走向自主创新是中国崛起和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动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这个趋势是不可逆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