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也要建“网络长城”？后发优势还是后发劣势？

2018年10月的一个燥热午后，在班加罗尔东南郊冷气瘆人的办公室里，好脾气的印度人没有忍住。面对20多位中国企业家，红杉印度一位管理层言辞激烈的批评自己的同胞。

当时，保护主义的腔调正在印度的创业者流行开来。不少人认为，印度的互联网应该借鉴他的北方邻居，修筑一道“长城”，抵御像WhatsApp这样的“入侵者”。

数月之后，印度出台保护主义色彩浓厚的电商新政，这给去年在印度投入160亿元之巨的沃尔玛当头一棒。

印度首富是保护主义合唱团的最新成员。信实集团主席安巴尼打出自己的口号：反对数据殖民。

2019年4月，印度迎来一场关系国家前途的选举民族主义的欢呼，配合着选举季的喧嚣，焦虑和不安，在印度，不仅Facebook和亚马逊这样的美国“殖民者”不安和焦虑，还有正在快速崛起的中国企业。

印度要筑墙吗？

“对印度的监管环境，我们深表失望，特别是最近修改的电商法。”2月20日，在和分析师的电话会议上，沃尔玛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董明伦（ Carl Douglas McMillon）对外表态。

春节前，尽管中美贸易谈判吸引了全球媒体的关注。但在喜马拉雅的南端，即将生效的电商新规，也在印度和美国之间制造新的紧张。

以中国普通消费者的眼光衡量，这部电商法可谓“冒天下之不大不韪”。

比如，类似“双十一”的排灯节促销，以及所有超过一定幅度的打折促销，必须获得监管部门的许可。

还有，电商平台不得出售自己的产品，参股的产品同样被禁止出售。每名卖家在单个电商平台的销售份额不得超过总份额的25％，即使这名卖家就是该电商公司本身。

每一条，都精准插中沃尔玛和亚马逊的心脏。这两家美国巨头还抗议，印度在起草政策时，压根没征询过他们。在2月1日大限之前，美国人试图游说印度政府，延期实施该法令。

印度政府没有妥协，反而强硬回应：本次修法有助于促进公平贸易，遏制外国公司在确定市场价格时的影响力。

次日，亚马逊印度不得不下架大量商品。沃尔玛控制的本土电商Flipkart也不得不作同样的选择。两家平台都以自营电商为主，新政给他们在印度的前景抹上一层浓重阴影。

Facebook旗下的WhatsApp也坐在火药桶上。从一线的班加罗尔到比哈尔邦的乡村，WhatsApp在印度的用户已经超过美国。近日，WhatsApp声称，不排除退出印度市场。起因是印度政府施压，要求WhatsApp允许其访问受保护或加密的通讯，这被Facebook拒绝。

不到一年之前，乐观的美国人还笃信，互联网的未来在印度，恒河之畔，流淌着奶与蜜。

2018年，印度共吸引直接投资380亿美金，20年来首次超过中国。

当年5月9日，沃尔玛以160亿美元收购Flipkart约77%的股权。这是去年互联网行业标志性的收购动作。此外, 巴菲特的伯克希尔也在去年投资Paytm，全球市场都开始盯着印度互联网的一举一动。

这或多或少将美国人的赌徒心态显露无疑。谷歌、Facebook、亚马逊以及传统的零售巨头沃尔玛，在丢掉中国市场后，他们无法承受从印度离场的后果。

不过，美国人或许从刚刚离世的印度裔作家奈保尔那里获得一些智慧。他曾经写过，印度是无法被理解的，印度只能去感受。

美国的银行家和天使投资人或许无法理解这样一个简单事实：硅谷和华尔街的美元源源不断流向班加罗尔、古尔冈，在一个人均收入不到2000美元的国家，流水线的生产出互联网新贵。为什么印度的创业者和企业家羽翼未丰，就将枪口瞄准他们？

后发优势还是后发劣势？

没有人会在印度找到一个现成答案。流行的解释是，一场胶着的全国性大选即将来临。

印度零售行业协会吹响保护主义的号角。他是零售行业的游说组织。印度的零售业主要由大街小巷上的夫妻店构成，规模达1500万家，占印度零售市场的93%。迄今为止，印度零售业仍未完全向国外资本开放。

2014年，代表BJP的印度***莫迪执政后，“印度制造”和“数字印度”是他主打的两块经济牌。显然，电商新政并未延续他相对自由化的改革承诺。

在2018年底的地方选举中，执政党BJP连丢北方五邦，这里是其2014年全国大选中的票仓，北方中下基层的农民和小工商业者曾是莫迪的铁杆拥趸。地方选举的失败让BJP看到危机。

中下阶层选择“背叛“BJP，在他们看来，BJP和莫迪先抛弃了他们。他们不仅未从莫迪新政中获利，反倒成为牺牲品，尤其是2016年底的废钞政策和2017年中的GST改革。废钞政策曾导致印度数百名走投无路的农民自杀。

现在，BJP不敢再向拥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印度零售行业协会说“不”。

同时，在对外国互联网巨头的声讨，精明的印度工商业巨头则发现可趁之机。他们试图把自己包装成抗击美国人的民族英雄，就像由自主建设第一条铁路的塔塔。

2018年12月，在古吉拉特首府艾哈迈达巴德，印度首富、信实集团掌门人安巴尼在一场全球商业峰会上声称，“数据殖民坏透了，就和传统殖民那样，”他认为，“印度的数据必须掌握在印度人和印度公司手里，而非那些国际巨头。”

这并非巧合。仅仅数周前，信实集团宣布进军电商。《金融时报》前驻孟买记者詹姆斯詹姆斯 ?考伯垂（ James Crabtree ）所著的《印度：镀金王国》里，他考察了信实集团的崛起。从一家炼油厂起家，短短几十年时间，他的产业横跨地产、金融、电信、传媒。现在，安巴尼宣布进入电商，试图将自己变成塔塔和马云的合体。这足以证明印度精英富豪与政治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相比之下，印度的互联网新贵尽管立场自相矛盾，处境却更容易理解。

2017年初，WhatsApp公布自己的支付计划，建立类似微信的超级平台，因为用户超过两亿， 印度顺理成章的成为WhatsApp的试验田。

自此，WhatsApp的支付计划开始与本土的Paytm发生正面冲突。后者为印度最大的支付公司，号称印度支付宝，蚂蚁金服是其最大股东，创始人维杰?夏尔马（Vijay Sharma) 被戏称为“印度马云”。

去年年中，电子和信息技术部也致函印度国家支付公司，以验证 WhatsApp 支付的合规性，并检查 WhatsApp 是否与其母公司 Facebook 共享数据。维杰?夏尔马则不停发难，声称WhatsApp支付的安全性存疑。

WhatsApp的支付计划就此中断，至今仍未推出。相反，不时传出消息，WhatsApp有意退出印度。

Paytm的案例折射出印度创投圈繁荣表象之下的危机感。不管是在德里，还是班加罗尔，不管是在私下场合，还是媒体的公开评论，应对危机的方案，不少印度创业者坚持，师法中国的互联网监管政策，学习善于建墙的中国人，御“敌”于墙外。

这种符号化的解读，过滤了中国互联网产业崛起的诸多关键细节，也置之不理中印两国互联网迥异的土壤。

首先，像中国的电商产业，在诞生之日，并未受到政策保护，他们和外国对手几乎同时起步。不一样的是，由于印度电商起步晚，加上缺乏供应链，他们将自己的脆弱暴露在对手视线里。

其次，相比中国用户，因为英语使用者甚众，印度用户更容易接受西方的互联网产品。Facebook、Quora和Medium这些社交平台，印度用户均为第一，就是例证。这给本地创业者留下的空间很狭窄。

此外，与外界的理解相反，中国的监管部门对创新的态度，在高压与纵容之间摇摆。在当局声称的有关“信息安全”的行业，比如社交网络等，清楚的划出一条条红线。但是在线上贷款和支付，包括电商，很长一段时间，他们在监管政策之外，因此中国互联网得以野蛮生长。

相反，印度的监管部门则谨慎的多，经常被创业者抱怨“手伸得太长”。

总之，智能手机渗透率低，移动互联网起步晚，因此，印度创业公司在起步时，早已列强环伺。襁褓中的婴儿，得在舞台上和一个肌肉发达的成年人打拳击。

这将印度政府置于两难境地：如果不采取保护措施，印度本土互联网产业几乎没有立足之地；而一旦选择歧视立场，他们又如何说服外国公司到印度投资？

紧张与诱惑

中国公司可稍出口气，他们醒目缺席对外国公司的“审判”。但这并不值得额手称颂。BAT的影响力，还不足以让印度对手送他们上“审判台”。

BAT并非没有征服南亚次大陆的野心，但与在全球征伐的美国公司相比，还很稚嫩。

2012年初，腾讯在古尔冈组建了一支由十余名员工组成的团队，开始大规模营销。“我们在广告期间赢得了大约2千5百万名用户。连续45天微信是Google Play商店中排名最高的应用程序。”微信印度的一位前高管曾向印度媒体透露。

不过，微信后来在印度水土不服，逐渐式微。腾讯开始改变自己的策略，不再直接参与运营，转而投资本地的创业公司，比如印度的社交应用Hike等。

阿里巴巴在印度的轨迹也大抵相似。本地化策略遇阻后，开始支持本地公司。提供资金，而不直接与印度公司发生正面冲突，这是印度人眼里的“模范生”。

“印度欢迎外国资金，但不欢迎外国公司。”印度一位知名的创业者曾对外表示。

不过，在美国企业与印度公司激烈的肉搏中，中国公司并非可以置身事外的旁观者。

以电商为例，在2018年，一家来自杭州的企业Club Factory, 成为印度市场的黑马。他的GMV仅次于Flipkart和亚马逊之后, 排名印度第三。

印度激进的电商新政出炉后，上海的一位天使投资人向笔者打听：这是因为选举季的短期行为吗？他决定推迟在印度市场的投资，“大选之后再看看”。

此外，印美交锋中的核心议题——数据安全，也将中国公司卷入其中。

市场研究公司Sensor Tower的数据显示，2018年，在印度前十大Android应用中，5款来自中国，一年之前仅2款。

而在这五款应用，绝大部分都与视频产品有关。这正在引起印度监管部门的警觉，相应的规则正在制定中。

印度IT和电信部长近日表示，中国的内容公司，应该将数据存储在本地，而不是带回中国。类似的要求，印度监管部门也曾向美国公司提出。

此外，任何拥有超过500万用户的应用，该部长建议，新规应强制其设立印度办公室，而且雇佣一名印度高管，以处理相应法律问题。

显然，与美国公司相比，中国公司在印度的经营环境更加恶劣。首先，他们几乎无法从中国政府获得奥援。而当印度政府曾强推数据本地化法案时，美国的数名政要，包括来自两党的多名参议员和众议员，致信印度监管当局。

其次，中印两国之间的信任非常脆弱，一旦外交关系风吹草动，中国公司都容易成为倾泻民族主义情绪的出口。

4月份即将到来的全国大选，则让在印度风生水起中国的内容公司倍感压力。数家企业均对笔者表示，正在部署更多人员，审查印度用户上传的内容。

自从剑桥分析事件爆发，这对全球的社交媒体的数据安全提出疑问。在全球各地的选举中，社交媒体的角色受到越来越多的拷问。

Facebook和谷歌成为众矢之的。但是，当一批中国内容公司走出国门，收获海外用户时，中国的社交平台不得不面对从未应对的难题：如何保证自己在国外的选举中独善其善？

4月的印度大选将是一块试金石。

与美国企业相比，这是中国公司更明显的短板。其实很少有中国公司清楚，如果处理得当，印度大选也是一门回报颇丰的生意。

2014年的印度大选，总共花费接近50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其中，相当的预算被用到社交媒体。此外，即便人均收入不到两千美金，印度政府在广告开销上颇为大方。以2016年为例，印度政府是排名第二的广告主。

中国内容公司常抱怨印度的广告变现能力，大选这块“大蛋糕”正在制作，他们敢上前啃一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