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科技发展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塑造，加强新兴生物技术领域的政策储备

生物科技的发展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缩影。当前，生物科技的新一轮变革，正广泛渗透到人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政治等领域，其对人类伦理、法律、环境、安全、国际关系等领域的影响越来越大。在和平与发展两个重大问题上，在塑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中，生物科技从未扮演如此重要和关键的角色，生物科技从未与人类社会未来前途命运如此息息相关。人类命运共同体塑造与生物科技发展互动，是社会发展实践逻辑的自然，是生物科技发展理论逻辑的必然，是人类走向共同命运的未来逻辑的应然。

社会发展实践逻辑的自然

发展生物科技是大国共识，根据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17年的统计数字表明，全球共计有超过50个国家/地区发布了国策性质的生物经济相关政策。其中，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G7集团国家、金砖五国等均发布了生物经济战略或相关战略。政府公共财政预算对生物科技研发投入体量来看，主要国家大致分为四个层级：第一层级，美国一枝独秀，年度投资体量在300亿美元以上。第二等级，德国、英国、日本等国为代表，形成全球研发投入凸起，年度投资体量在20亿—30亿美元左右；我国近年来研发投入虽有大幅增长，但总体上隶属第二等级。第三等级，印度、俄罗斯、巴西、南非为代表，这些国家是人口大国，但年度投资体量在10亿美元水平或以下。其他国家/地区为第四等级，有一定体量投入。从中短期看，这种西半球发达国家占据生物科技投入优势、北半球生物科技发展快于南半球的基本格局短期内很难有较大的变动。

这种共识源于生物科技积极回应了人类生存发展的重大挑战。当前，粮食不足、资源短缺、能源紧张、环境污染、气候异常、人口膨胀、疾病流行等诸多全球性难题，对人类生存和发展构成严峻挑战。生物科技之所以备受重视和关注，与近年来遗传修饰作物、基因编辑和基因驱动技术、仿生脑系统技术、合成生物学等领域蓬勃发展，并在三大产业领域转化应用，不同程度解决了人类所面临的上述诸多难题密切相关。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表的《2030年生物经济：制定政策议程》报告预计，到2030年，生物技术对全球GDP的贡献率将达到2.7%以上。该报告也同时提出，要利用生物技术应对人类社会各种挑战。

生物科技发展理论逻辑的必然

与其他类型高科技相比，生物科技是关于生物和生命存在、发展、演化的科技，是关于人自身的内在指向的科技，与人类社会发展方向趋同。在未来，随着生物科技的革命性突破，其自然科学属性、工程学科属性、社会性属性将越发凸显和交织，可能会深刻改变或影响人类社会对自然、对人类自身活动、对地球文明的各类观念和实践。未来15—30年，以创生、再生、仿生、强生、共生、制生、新生等为主题的新一轮生物科技革命有望系统性展开，人类社会长期探索的生命起源、意识起源两大最前沿问题有望得到根本解答，可望深刻改变人类社会对自然界、对自身生物属性的认知观念，人类认识生物、改造利用自然的能力有可能提升到新高度、新维度。这将成为“改变生物物种和生存方式”的分水岭事件，人与生物将和谐共生。

一旦生物科技革命从根本上提高了人类生存和认知能力，改变了生存和生活基本状态，随之也必将改变人类社会对自身认知观念、安全观念、发展观念、战争与和平观念、思维价值观念，进而驱使人类跳出生物演化的地理困境、自然环境资源的有形束缚和意识思维的无形羁绊，生物圈、地球圈中的全球性重大问题就将有望得到有效治理。从更广阔视野看，生物科技将成为人类历史变革的巨大推进器，未来人类有可能走出地球探索完全新颖的生命形式，从而改变人类进化方向并向高一层次演化，进入后太空生物学纪元。从人类社会发展角度讲，生物科技将从根本上回答人类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等经典哲学命题，人类未来前途命运在生物科技的发展上会有所体现。

人类命运未来逻辑的应然

围绕新兴生物科技发展战略主动权的国际竞争与合作已经展开。美国、俄罗斯等国家普遍给予发展高优先级，通过内政外交国防全方位调整，加强战略竞争。21世纪以来，美国小布什、奥巴马、特朗普政府先后抛出NBIC【NBIC是纳米科技（Nanotechnology）、生物医学技术（Biotechnology）、信息技术（InformationTechnology）和认知科学（CognitiveScience）四大前沿科技的英文首位字母缩写】会聚技术、合成生物学、脑科学、微生物组学、生物防御等具有引领性的生物科技概念，对内打出“放管服”组合拳，对外持续调整多重外交关系，抢占新兴生物技术战略管控空间。由美国国务院主导，美国、日本、德国、阿根廷和联合国贸易发展组织发起的“国际脑计划”正在紧锣密鼓运行中。美国官方情报界发布的《2017年度全球威胁评估报告》等将基因编辑列入“大规模杀伤性与扩散性武器”清单。对此，2017年初，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没有遗传学和生物学，俄罗斯就不可能保全下来”，未来六年的“最高任务”计划在遗传学和生物学等多领域实现突破。

必须避免生物战争的相互摧毁或生物高科技的战略挤压。例如，生物武器属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一直是二战后国际军事、政治斗争的重要和敏感议题，但国际社会禁止生物武器的努力一波三折。而且，生物安全与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等安全领域相互交织，进一步加剧了安全形势的复杂性，使得国际社会面临新的安全管控态势。如果对科技发展与利益相关方的权责利主张处理不当，生物科技引发的积极变革就难以有序推进，全球性重大问题就难以得到有效治理并可能进一步恶化。因此，从人类社会和平角度讲，生物科技变革也是一个必须跨越的生物“核陷阱”，是关系人类命运走向的一个新的十字路口。

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思维谋划和发展生物科技

在生物科技面临大变革时代，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思维谋划和发展生物科技，是生物科技发展的重大时代机遇，也是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发展的重大时代机遇，反过来也为塑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政治新文明提供发展空间。

瞄准共同挑战、寻求共识，以全局协同方案回应全球性挑战。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思维谋划和发展生物科技，应不是口号而是行动，不能是一时一事之策，而必须多端发力、久久为功，不能是一个国家一个领域的独唱，而应是国际社会面向未来长远、多维度的大合唱。凝聚国际社会的战略共识，需要坚持系统性思维、复杂性思维、演化性思维，善于寻求国际社会“大家庭”的最大公约数，也敢于寻求必须突破方向的最小公约数。同时，面对国际社会新提出的生物科技领域的重大科技话语、科技概念，保持科学理性和清醒，坚持创新话语互鉴，在对话、交流、交锋和交融中，凝聚战略共识。

生物科技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塑造是一个长期进程，必须保持战略定力，苦练内功，跨越生物科技变革鸿沟，牢牢掌握生物国防战略主动权。保持对生物科技变革前沿的感知，提高生物科技发展方向重大议程设置能力、战略传播能力，避免战略方向被误导、战略空间被挤压、战略体系被技术突袭；保持对生物安全与防御体系的态势感知，建立稳态、高效的重大生物事件应急反应能力，提高对生物国防态势的战略管控能力；必须超前谋划，在特定新兴生物技术领域建立技术制高点，形成自己防御体系的“一招鲜”和“杀手锏”；阐明国际条约框架下履约基本立场，加强新兴生物技术领域军控规则的政策储备等。

聚焦国际与国内公共治理体系对应同步变革。生物科技的变革发展涉及人类社会复杂的经济、法律和管理体系，原有的生物科技产品监管模式、生态修复监管模式、研发管理模式、进出口监管模式、公众参与模式等都可能不再完全适用，而需要建立新技术、新产品、新应用模式的管理新机制。要加强国际多边框架下的对话，避免新兴生物技术的滥用和误用，消除社会风险因素和潜在不良后果，特别是要消除因新兴生物技术诱发的全球性秩序失衡，谋划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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