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大流行严重威胁“超大城市”，“超大城市”将何去何从?

新冠疫情从一月初的爆发延续至今，全球所有几乎大城市都经历了封闭管理的坎坷道路。在《时代周刊》（Time）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一些评论人士针对新冠大流行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超大城市”的时代是否已经结束？因为这场新冠疫情的大流行，使得大城市密集的人口不再是一种提高生产力的优势，而看起来像是一种巨大的威胁。

他们认为，随着年轻人厌倦了高昂的生活成本和噩梦般的通勤，疫情可能最终会导致大批人离开城市，转向远程办公，或离开城市回到小城市或乡镇社区。

无一幸免的人类大城市

除了美国这个“发达国家”外，如今的新冠肺炎疫情热点，大多遍布在发展中国家。

在巴西，由于缺乏足够的政府基础设施，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的贫民窟只能自己组织医疗支援小队;在哥伦比亚，随着医疗系统的崩溃，民众死亡率急剧上升;在孟买，针对贫民窟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超过一半的贫民窟民众拥有 SARS-COV-2 抗体。

发展中国家的大城市，人口规模常常超过 1000 万。廉价的劳动力和人口红利，一直在保持着发展中国家大城市的经济引擎运转，即使大家都清楚，以快速城市化为重点的经济模式，存在固有的缺陷。

马尼拉就是其中一个例子。

从 3 月中旬到 6 月初，马尼拉经历了为期三个月的疫情封锁。之后，疫情好转，政策放松，居民开始返回工作岗位。

然而，8 月初病例开始激增，马尼拉政府被迫重新实施了封锁措施。

可仅仅两周后，这些措施就被废除了，因为政府关门带来的经济阵痛开始显现，马尼拉的成年人失业率达到了创纪录的 45．5%。

新加坡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恰好可以说明，即使是当今人类社会中最现代化的城市，在持续的新冠疫情面前，也变得脆弱起来。

今年 3 月的时候，新加坡还被誉为抗击新冠疫情的典范，病例数很低，而且城市一直开放，直到发现病毒在城市的农民工宿舍里肆虐。

仔细翻阅数据，不难发现，在世界各地的大城市中，外来务工人员一直是新冠肺炎疫情的重灾区。

大城市并非人类社会的不是未来，而只是一个发展阶段。因为停滞的农村经济迫使人们迁往城市、大城市依靠廉价劳动力营造繁荣，这样的模式并不长久。

“超大城市”的发展矛盾

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体而言，大规模城市化，仍将是重点。因为将民众从“生产力低下”的农村转移到生产力更高的城市，而进行的城市化，被视为经济发展的最佳工具。

近代史上的世界经济增长主要集中在几个超大明星城市：纽约、伦敦、东京、香港、巴黎，以及上海。比如，仅伦敦一个城市，就占英国经济总量的 30%，人口的 13%，是英国第二大城市伯明翰人口的8倍多。

但是，这种城市化发展模式，往往会导致更不稳定、更具有破坏性和更不平等的经济。而大流行病使得这些城市潜在的不平等问题以及不可持续性暴露无遗。

一般而言，城市本地居民的生活方式相对安全可靠，他们可以得到城市相关服务部门的服务和支持。然而，低收入城市群体则集中在杂货店、发廊、餐馆、酒吧工作，生活在城中村社区甚至贫民窟，但是，他们做着保障城市美好生活中十分重要的工作：送外卖、修理房屋、剪头发、处理垃圾、维持交通系统运转、清洁郊区、照看孩子、帮忙遛狗等等。

当疫情封锁限制了人们外出的频率，相关经济形式也彰显出了疲态。近几个月来，这些低收入工人要么失去了生计，要么被迫冒着健康风险提供基本服务，因为他们没有选择在家工作或者不工作的权利。

甚至在大流行之前，这些低收入群体就已经在持续过着不稳定的生活。大城市的高生活成本，迫使这些人居住在贫民窟或贫民窟的周边社区。同时，城市的极速扩张也超出了基础设施的承受能力，这意味着，配套基础设施的建设往往无法赶上城市发展的速度。

这些社区的住房质量较差，受教育的机会更少，电力和清洁水供应不足，卫生条件差，交通拥堵，互联网和移动信号无法正常快速的稳定连接，甚至连食物也极端匮乏。

在危机时期，如疫情大流行，这些工人甚至会被视为多余的威胁。非但得不到保护，还会被毫不客气地驱逐出城市。比如在印度，疫情封锁导致了大量临时工返回他们在农村社区的家——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种人口流动加剧了流行病的传播。

此外，用于推动城市经济的大量资源，对世界各地的农村社区也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和环境影响。城市污染和垃圾——从垃圾填埋场、到废气、再到脏水的处理——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农村社区。

即使城市真诚地努力改善其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它们也往往忽视了对农村地区的伤害，但同时又享受着提供的廉价服务便利。

这也是英国脱欧、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意外当选美国总统，以及欧洲民粹主义崛起等现象背后的部分背景，因为，人类社会的有些事情，不能只看上流社会的声音。

“超大城市”将何去何从？

无论流行性疾病驱动的去城市化是否会自行发生，我们都应该尝试利用好这段时间，在城市和农村经济之间创造可持续的平衡。

虽然远程工作和其他数字技术的影响，可能不像其推广者所说的那么大，但它们确实为降低大城市人口密度带来了益处，并可能最终削弱大城市对白领工作者的吸引力。

超大城市将何去何从？《时代周刊》文章也提出了三项政策建议：

1，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投资，使其成为更有吸引力的居住地。这不仅意味着要投资当地的教育系统和医疗保健服务，还包括有助于平衡大城市所拥有的重要软实力的文化基础设施。

2，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支持保护，使他们拥有更多的力量来迎接包括来自大公司的竞争。农村经济依靠小企业生存，但经济空心化，以及来自国内和全球企业的更大竞争，使它们无法生存。如果当地经济缺乏活力，人们将纷纷迁往城市。

3，城乡收入再分配。应该把从城市地区获得的公共收入，用于解决城市给农村地区带来的负担。它还必须确保收入用于解决不平衡问题，无论是通过建设新的基础设施，还是解决农村社区的一些外部成本，如地下水污染或耕地损失。

虽然大城市对一个国家的经济，永远是有用且重要的，但它们已经变得越来越难以掌控。

虽然有些事情只有在人口密集的大城市环境中才能实现，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对人口超过 500 万的并且依旧在不断增长的特大城市采取默许、不作为的态度。

即使各国可能不会再出现我们过去几十年曾看到的极端城市化，但我们也不应该接受城市化是不可避免、而且完全有益的观点。

现在，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重新考虑我们的城市该如何发展，思考城市如何让生活更美好，甚至我们需要考虑，是否应该继续把城市作为一个国家的全部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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