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和苹果，到底谁站C位

编者按：能和苹果，三星相比较本身就是荣耀，虽然现阶段还有差距，期望未来华为做的更好。

一个是万亿市值的巨无霸，一个是世界亚军的国产图腾，聚光灯下的两位重量级选手在三星中国“退团”的衬托下，越发撩拨了看客的兴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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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一幕早在2015年华为消费者BG那场著名的内部争吵中就已经注定了。

2011年华为决定从粗制滥造的运营商定制手机转向公开市场，2013年又推出互联网手机品牌荣耀，这两个关键转型都得到任正非的坚定支持。但到2015年小米攻势最为猛烈的时候，华为内部充满了危机感所带来的各种自我怀疑，用CMO张晓云的话说，“那一年都是争吵过来的”。

激进派主张全盘小米化，把荣耀推到第一线，以线上代替线下，弱化华为品牌，用低价产品占领大众市场，先安内再攘外。

保守派希望缩短产品线，再造一个苹果，最大限度发挥华为的品牌优势，与苹果和三星争夺那10%的高端市场，而不是陪着友商玩小米+步枪。

务实派走的是三星式道路，做全产品矩阵，用荣耀在低端市场牵制小米，依赖技术+硬件+专利+品牌的策略巩固在中高端安卓手机市场的地位。

余承东支持后者，华为手机业务由此迎来大发展，这才有了今年Q2以5420万台的出货量超过苹果的4130万台，而且这还是一个有IDC、Strategy Analytics、Canalys和Counterpoint四大机构背书的具有公信力的数据。

不过消费者BG风光的同时，也是余承东麻烦的开始，因为华为体制特别擅长让你处在一个不舒服的位置，对人对事都是如此。

余承东的战略在有形指标上很成功，但有一个严重的后遗症，就是拖累了华为的利润。

华为去年2017年营收6036亿元，阿里1582.73亿元，腾讯2377.6亿元，表面来看是四个阿里、三个腾讯的节奏，但与BAT不同，华为天量营收的躯壳之下有着沉重的实体负累，而且为了支撑消费者BG的奋斗，每年都在透支利润。

从2014年开始，华为利润率就进入了下行通道，2014年是9.6%，2015年是9.3%，2016年是7.1%，去年是7.9%。2016年那一波低谷让任正非对余承东提出了严厉批评，因为当年消费者BG的利润20亿美元，还低于上年的22亿美元。任正非在内部会议上要求余承东关注现金流的同时，要“合理地赚钱”，这并不过分。

而余承东有自己的困难。

华为手机处境特殊，一方面背负着远高于友商的研发和技术投入，一方面又有出货量和利润的双重压力。更要命的是，余承东在2013年提出的“三五年超过苹果”的口号已经进入最后兑现期，不能功亏一篑。

所以可能的解法只有两个：

1.保持出货量的前提下抬高手机均价，这一点华为做得极为成功，Mate 10全球出货达到了1000万，P20系列突破了900万，这强化了华为在600美元～800美元的市场表现。

2.改变任正非批评的给渠道打工的局面，华为的渠道返点高出其他友商4%～8%，余承东不能一刀切，只能收缩T3级以上城市的成熟市场，在T3以下城市继续施压。

但这只是权宜之计。

现实是，失去了美国市场的华为手机很难完成任正非期望的利润指标，美国一年高端机的出货量在6000万台以上，找不到运营商的华为仅靠终端市场或电商走量，几乎不可能与苹果和三星竞争，这是一个客观现实。

另一方面，iOS是马里亚纳海沟，Android是珠穆朗玛高峰，华为攀得越高，与苹果离得越远。因为数据显示高达87.8%的果粉在换机时仍会选择iPhone，而不是同等价位的Android手机，苹果账户中超高的递延收入(产品预付款)一直令所有厂商羡慕。

华为登上C位必须也只能与三星PK，然而论硬件之强无人能撄三星之锋，余承东只能对软腹部动刀子，就是瞄准Android系统久用卡顿这个致命病灶。

一般来说，顶级科技或互联网巨头都有能力开发独立的手机操作系统，但这个投资完全没有性价比，原因很简单：第一，你不能保证流畅度高于现有的Android系统;第二，建设生态条件不成熟，阿里YunOS就是先例;第三，有可能激化与供应链或友商的矛盾。

华为2012实验室下边有很多名称高大上的研究部门，欧拉实验室就是自研操作系统的，但顶多是一项防御性措施，任正非也说过，“别人断了我们粮食的时候，备份系统要能用得上”。华为更关注的是工程科学创新而不是基础研究。

不过要对Android系统进行修补亦非易事。

谷歌的系统管控并不放松，雷军就曾因为Android不支持17：9的屏幕比例，专门前往加州Mountain View总部沟通，说服谷歌将16：9的屏幕限制放宽到17：9甚至18：9，并更新对圆角显示的支持，为全面屏手机铺平道路，而余承东比雷军走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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