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航空运输量在过去二十年中保持了年均约4%~5%的增速,且这一趋势在未来二十年仍将延续。与之相伴的是航空业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持续攀升——国际民航组织(ICAO)第42届大会已明确重申国际航空业到2050年实现净零碳排放的长期目标。在这一背景下,单纯依靠传统燃油发动机的渐进式效率提升已不足以应对碳减排的刚性约束,航空推进技术的系统性变革势在必行。
一、航空混合动力推进的发展动因
混合电推进技术正是在这一历史节点上被推至前沿。其基本思想是通过引入电池等电化学储能单元,在起飞与爬升等高功率阶段提供辅助功率,降低发动机-发电机的峰值负荷与瞬态热-机应力;在巡航阶段则通过优化功率分配提升燃油效率。这一术路线兼具现实可行性与远期兼容性:一方面,它无需等待电池能量密度实现数量级跃升即可在当前技术水平下落地应用;另一方面,它所构建的电力架构与能量管理方法为未来全电或氢能飞机的技术演进提供了可继承的工程基础。
从全球产业布局来看,混合电推进的研发已进入从实验室验证向型号集成过渡的关键阶段。欧洲“清洁航空”(Clean Aviation)计划已启动第三阶段项目群,总投资达9.45亿欧元,预计于2028-2029年开展飞行测试,目标是在2035年前后实现相比2020年基准技术30%以上的净排放削减。美国方面,NASA的“电推进飞行验证”(EPFD)项目正在推进兆瓦级混合电推进系统的地面与飞行测试。在国内,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印发的《绿色航空制造业发展纲要(2023-2035年)》明确提出了“到2025年电动通航飞机投入商业应用,到2035年新能源航空器成为发展主流”的两步走战略目标,并将“轻量化、低成本能量控制”列为重点突破方向。
1.1 航空混合动力能量管理的关键挑战
尽管混合动力在汽车领域已有成熟的工程实践,但将其移植至航空平台面临着截然不同的技术挑战。其中最根本的差异在于:地面车辆可以容忍较大的重量裕度与较低的安全等级要求,而航空器对每一公斤重量都极度敏感,且必须满足适航规章所要求的最高安全等级。
这一差异直接转化为三组相互交织的技术难题。
其一,储能功率密度与系统重量的根本性矛盾。当前锂离子电池的单体能量密度普遍在200~300 Wh/kg,系统级能量密度则更低。航空混合动力系统所需的储能容量通常在数十千瓦时量级,若采用传统的双向DC-DC变换器实现电池与母线的耦合,变换器的磁性元件与散热结构将额外增加可观的系统重量——这在航空场景中是不可接受的。如何在满足功率匹配需求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压缩电力电子器件的体积与重量,是系统拓扑设计的首要命题。
其二,工况频繁切换与负载剧烈波动对能量管理的苛刻要求。航空器在一次典型飞行任务中需经历滑跑、起飞、爬升、巡航、下降、着陆等多个阶段,各阶段的功率需求差异可达数倍之多。起飞与爬升阶段需要电池在数十秒内提供峰值功率,电流倍率可达1C乃至更高;巡航阶段则需要对电池进行小电流回充,同时保证母线电压在负载波动下仍维持稳定。这种“放电倍率高、充电倍率低”的非对称工作特性,要求能量管理策略必须在不同工况间实现无缝切换,且在切换瞬态不能引发母线电压的剧烈扰动。
其三,规则驱动与优化驱动两类方法论的工程取舍。当前航空混合动力能量管理策略大致可分为规则驱动与优化驱动两大范式。规则驱动方法依托阈值、滞回与阶段逻辑,在滑跑、起飞、爬升等阶段实现清晰的模式切换,具有实现简便、算力开销低、对模型失配较为鲁棒等优点,因而在航空场景中得到了广泛采用。优化驱动方法则通过建立系统与约束的数学模型,在全飞行包线内在线或滚动求解功率分配,以争取全局或准全局最优性能,但对模型精度、先验预测信息与机载计算资源依赖较强,在复杂工况下易因预测误差与约束保守化导致控制精度下降或实时实现复杂度升高。综合来看,在高实时性与高稳定性诉求的航空场景中,规则驱动方法更具工程匹配度。
1.2 国内研究现状与技术瓶颈
国内在航空混合动力领域的系统性研究起步相对较晚,但近年来呈现出明显的加速态势。科研院所与高校围绕基础理论、系统构型与平台适配持续推进,逐步形成了适用于不同任务剖面与功率尺度的混动方案。
从研究内容来看,国内工作主要集中在三个层面。在系统构型层面,串联型、并联型与混联型架构均有涉及,其中串联架构因其功率解耦性好、控制自由度高的特点在电推进飞行器研究中应用较为广泛。在能量管理层面,基于规则的确定性策略与模糊逻辑策略是当前主流,部分研究开始探索等效燃油最小消耗策略(ECMS)与模型预测控制(MPC)在航空场景中的应用。在平台适配层面,针对多旋翼无人机、小型固定翼飞机与eVTOL飞行器的能量管理研究均有报道,但多数仍停留在仿真验证或地面台架测试阶段,距离飞行验证尚有距离。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国内研究存在一个较为明显的薄弱环节:对“拓扑—能量管理协同”的系统级分析不足。大量研究聚焦于传统双向变换架构下的能量管理策略优化,而对拓扑本身是否轻量化、是否与能量管理逻辑形成正向协同缺乏深入考察。尤其是在放电侧如何减少能量变换级数以降低导通损耗、在充电侧如何隔离双向耦合以抑制母线干扰等拓扑级问题上,系统性的设计与评估工作仍然较少。这一空白恰好构成了本文研究的切入点——通过引入“放电直通+充电隔离”拓扑,并将拓扑特性与规则驱动的能量管理逻辑进行协同设计,在轻量化与高可靠性之间寻求工程上的最佳平衡。
二、航空混合动力系统架构与轻量化拓扑设计
2.1 某型在研混合动力飞机的单线系统架构
本文针对某型混合动力飞机采用单线式动力系统架构,其核心设计思想是以一条280 V直流母线作为全机电能汇聚与分配的枢纽,所有能量源与负载均围绕该母线进行耦合。这一架构的简化与集成特性本身即服务于轻量化目标——通过减少电力变换层级与线缆数量来压缩系统重量。
系统的主能量通路为:涡轴发动机直接驱动一台永磁同步发电机,发电机输出的三相交流电经电压源型PWM整流器转换为直流电后接入280 V直流母线。涡轴发动机与发电机的连续功率限值设定为40 kW,该限值的选取综合考虑了巡航阶段的基载需求与发动机的高效工作区间。负载侧由变频电机驱动涵道风扇,其峰值功率需求达到55 kW,超出发电机连续功率限值约37.5%。
为覆盖这一峰值缺口并应对负载快速过渡的动态需求,系统引入了磷酸铁锂电池组作为辅助能量源。电池组名义容量为70 Ah,额定电流参数为:连续放电0.5C(约35 A)、短时放电1C(约70 A)、连续充电0.1~0.2C(约7~14 A)。在1C短时放电条件下,电池可提供约19.6 kW的补充功率(280 V×70 A),使系统峰值阶段在不提高发电机连续功率等级的前提下获得所需裕度。
从功率流的角度审视,这一架构体现了典型的并联混合动力特征:发电机承担巡航等稳态工况的基载功率,电池在起飞、爬升等瞬态工况下“削峰填谷”。二者的功率分配不是固定的,而是由能量管理策略根据工况与SoC状态动态决策。这种“基载稳态+储能瞬态”的分工模式,既利用了燃油发动机的高比能优势满足长航时需求,又发挥了电池的高功率密度优势应对短时峰值,在系统重量与性能之间取得了合理的折中。

2.2 “放电直通+充电隔离”拓扑的轻量化设计机理
航空混合动力系统区别于地面应用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放电倍率高、充电倍率低”的非对称工作特性。在起飞与爬升阶段,电池需要在几十秒内以1C倍率释放约20 kW的功率;而在巡航阶段,电池仅需以0.1~0.2C的倍率缓慢回充。这一特性为拓扑创新提供了关键契机——放电通道与充电通道可以分别按不同的物理特性进行优化设计,而不必受限于双向变换器的统一约束。
传统方案通常采用双向DC-DC变换器实现电池与直流母线的连接。这种方案虽然控制灵活,但在大电流放电工况下,功率需依次流经变换器的输入滤波、功率开关、磁性元件、输出滤波等多个环节,每一级均带来导通损耗与附加重量。对于数十千瓦级的放电功率,变换器的磁性元件(电感与变压器)往往占据其体积和重量的主要部分,这与航空平台严苛的重量约束形成直接冲突。
本文介绍一种“放电直通+充电隔离”拓扑正是针对这一矛盾提出的解决方案。其核心设计思想可概括为“物理解耦、分而治之”:
放电直通通道:在起飞、爬升等大电流放电阶段,电池通过一组低阻抗SiC MOSFET开关直接挂接至直流母线。MOSFET的等效导通阻抗控制在5 mΩ以内,在70 A放电电流下的导通压降仅约0.35 V,导通损耗不足25 W。由于省去了DC-DC变换器的全部磁性元件与功率变换环节,放电通道的重量增量几乎仅为开关器件本身。同时,直通模式下电池对母线的瞬态电压支撑更为直接——当负载突增时,电池可近乎瞬时地提供电流响应,无需经过变换器的控制延迟与带宽限制。
充电隔离通道:在巡航等小电流充电阶段,电池从直通母线断开,转而通过一台单向DC-DC变换器从母线受控取电。该变换器的额定功率为2.0 kW(支持2.5 kW短时过载),效率不低于96%,体积功率密度不低于1 kW/L。由于充电功率仅为放电功率的约十分之一,变换器的磁性元件体积与重量可大幅缩减,从而在整体上实现了系统重量与功能的优化平衡。单向变换器的另一优势在于天然具备的电流隔离特性——充电电流的波动不会反向传导至母线,避免了对发电机稳压控制的干扰。
从系统级视角来看,这一拓扑的价值不仅在于放电与充电通道各自的轻量化,更在于它为能量管理策略提供了清晰的物理基础:放电时电池作为“无控”的电压支撑源,其输出电流由系统功率平衡被动决定;充电时电池作为“可控”的电流吸收端,其充电功率由变换器精确调节。这种功能分配方式大大简化了控制逻辑的复杂度,也为后文所述的多状态能量管理策略奠定了硬件基础。
2.3 航空混合动力系统构型的分类与比照
为便于理解本文所研究系统在航空混合动力技术谱系中的位置,有必要对混合动力系统的基本构型作简要梳理。
航空混合动力系统按功率耦合方式可分为串联型、并联型和混联型三大类。串联构型中,发动机仅驱动发电机发电,推进器完全由电动机驱动,发动机转速与推进器转速完全解耦,便于实现发动机在最佳效率点附近稳定运行,但存在“机械能→电能→机械能”的两次能量转换,综合效率略低于并联方案。并联构型中,发动机与电动机通过机械耦合装置共同驱动推进器,能量转换次数少、传动效率高,但发动机工况受飞行剖面牵引、不易维持在最优工作点。混联构型则综合了前两者的特点,通过功率分流装置实现多种工作模式的切换,灵活度最高,但结构复杂度与控制难度也相应增加。
三、SoC驱动的多工况能量管理逻辑设计
3.1 规则驱动策略在航空场景中的适用性分析
如前文所述,航空混合动力能量管理策略可划分为规则驱动与优化驱动两大范式。规则驱动策略以“条件—动作”映射为核心,通过对关键状态变量(如SoC、负载功率、母线电压等)的阈值判断,触发预定义的控制动作。优化驱动策略则通过在线求解优化问题来确定各时刻的功率分配,理论上可逼近全局最优。
两类策略各有优劣。规则驱动策略的突出优势在于:实现逻辑清晰、验证路径可追溯——适航认证要求每一条控制逻辑都具备明确的解释性与可测试性,这与规则驱动策略的确定性特征高度契合;计算开销极低——通常仅需若干逻辑判断与算术运算,可在现有飞行控制计算机上直接运行而无须额外的专用硬件;对模型失配与参数漂移具有较好的鲁棒性——当实际系统特性与设计模型存在偏差时,基于阈值的规则往往仍能维持基本功能。其劣势在于缺乏严格意义的全局最优性,策略参数(阈值、滞回区间等)的整定高度依赖工程经验。
优化驱动策略的优势在于理论上可获得更优的燃油经济性或系统效率,但其在航空场景中的实际应用面临三重制约。一是模型依赖:优化求解需要准确的系统模型与未来负载预测,而飞行中的负载功率受大气条件、飞行姿态等因素影响,预测误差难以避免。二是计算资源:实时滚动优化对机载计算能力的要求远超规则策略,在现有航电架构下实现较为困难。三是约束保守化:为确保安全边界,优化问题中往往需要引入较为保守的约束,这会显著压缩优化空间。
3.2 三状态能量管理逻辑:滑跑独供、并联供能与受控回充
本文构建的能量管理逻辑以电池SoC为核心驱动变量,将系统运行状态划分为滑跑独供、并联供能与受控回充三种模式,三者之间的切换由SoC阈值与负载功率条件联合触发。
滑跑独供模式对应飞机的滑跑阶段。此时电池已在起飞前预先充电至SoC≥80%,负载功率Pf(涵道风扇需求)低于发电机连续功率限值Pg_max(40 kW),由发电机独立承担全部供能任务。电池接口处于断开状态,母线电压由发电机-PWM整流器独立建立与维持。此模式下SoC保持初始高位,为即将到来的起飞放电做准备。
并联供能模式对应飞机的起飞与爬升阶段。当Pf跃升至Pg_max以上时,中心控制器立即闭合电池放电直通支路,系统转入“发电机+电池”并联供能模式。在此模式下,发电机按预设策略主动调节自身输出,电池以直通方式挂接母线,其输出电流由系统功率平衡被动确定。并联供能一旦触发,将持续至SoC降至30%下限方停止,即使中途出现负载功率短暂回落至Pg_max以下,也不会中断放电。这一“持续放电至下限”的设计逻辑,避免了工况边界附近频繁的模式切换及其可能引发的母线扰动。
受控回充模式对应飞机巡航与下降阶段。当SoC降至30%时,放电直通支路关闭,单向DC-DC变换器启动,电池转入受控回充模式。回充过程以恒功率方式(1.0~1.5 kW)进行,仅受SoC上限(80%)约束,不因飞行阶段变化或负载功率波动而中断。当SoC回升至80%时停止充电,电池再次进入待机状态,直至飞机降落完成本次航程。
3.3 SoC滞回区间设置的工程依据
SoC滞回区间设定为30%~80%,并非任意选取,而是基于磷酸铁锂电池的寿命特性、功率能力与系统功率匹配关系的综合权衡。
从电池寿命维度看,磷酸铁锂电池在低SoC深度放电与高SoC长时间停留时,电极材料的结构稳定性下降,副反应速率上升,容量衰减明显加快。电化学研究与实践经验表明,SoC在0%~20%区间时,负极锂离子浓度梯度大、内阻上升快,深度放电易引发不可逆的结构损伤;SoC在80%~100%区间时,正极处于高电位状态,电解液氧化分解风险增加,且满电状态下的持续浮充会加速容量衰减。将工作区间限定在30%~80%的中段,可有效避开两个寿命敏感区,降低热-电应力与保护动作触发概率。
从功率能力维度看,磷酸铁锂电池在中间SoC区间的等效内阻相对平坦且数值较低,倍率放电时的电压跌落幅度可控,有利于在起飞/爬升阶段提供稳定的1C短时放电能力。若将下限降至20%以下,内阻上升将导致同等电流下的母线电压跌落加剧,影响供电品质;若将上限提至90%以上,高SoC下电池接受充电的能力下降,回充效率降低且可能引发母线电压抬升。
从系统功率匹配维度看,30%下限保证了在最不利工况下(电池已放电至下限、飞机再次进入起飞阶段),电池仍具备足够的剩余容量为峰值功率提供支撑;80%上限则限制了电池在高SoC状态的停留时间,同时为巡航阶段留出足够的充电吸收空间,使电池能在一次典型任务剖面内完成从放电到回充的完整循环。
四、设备层级控制方案设计
在能量管理决策层确定了系统运行模式后,还需为发电机端口与电池端口设计相应的底层控制方案,以将宏观的功率分配意图转化为具体的开关器件驱动信号。本节针对滑跑独供、并联放电、受控回充三种工况,分别讨论发电机端口与电池端口可能采取的控制策略,并给出相应的参考值整定方法。
4.1 滑跑阶段:发电机独立稳压控制
在滑跑阶段,电池接口处于断开状态,系统为单源供电构型,母线电压由发电机-PWM整流器独立建立与维持。这一工况对控制方案的要求是:在负载功率变化(涵道风扇的阶跃或斜坡加载)下保持母线电压稳定,同时尽可能提高功率因数以减少无功损耗。
本文介绍一种电压外环+电流内环的双闭环结构方案,在同步旋转坐标系(dq坐标系)下实现。电压外环以280 V母线电压额定值为参考,将电压偏差经PI调节器转换为d轴电流参考指令id_ref;电流内环则跟踪该指令,在毫秒级时间内调节整流器开关管的占空比,使发电机输出电流快速响应负载变化。q轴电流参考值设为零,以维持单位功率因数运行。
为进一步提升稳态精度与低频扰动抑制能力,在基础电压闭环之外增设了二次补偿环节。该环节以母线电压偏差的积分项作为补偿信号,对整流器的调制信号进行缓慢校正,可有效消除稳态静差并抑制由负载周期性变化引起的低频电压起伏。电压环与电流环的PI参数采用带宽法整定,电压环带宽取电流环带宽的1/5~1/10,以保证级联系统的稳定性。
4.2 并联放电阶段:发电机端口控制方案对比
当负载功率跃升至发电机连续功率限值以上时,系统转入并联供能模式。此时电池通过低阻抗开关直接挂接于母线,其输出电流由系统功率平衡被动确定——即I_bat = (P_load - P_gen) / V_bus。发电机的角色是主动调节自身输出功率P_gen,从而间接控制电池放电电流I_bat,使其维持在66 A的目标值附近(66 A为结合项目平台任务剖面与电池寿命窗口确定的标定值,可在同一策略框架下按需调整)。
针对发电机端口,本文提出两种备选控制方案。
方案A1:功率外环+电流内环。在此方案下,发电机端口启用功率-电流双闭环控制。外环为功率环,实时比较发电机当前输出功率P_gen与参考值P_ref,将差值经PI调节器转换为d轴电流参考指令id_ref;内环为电流环,快速跟踪该指令以实现功率的精确调节。q轴电流参考值仍为零以维持单位功率因数。P_ref的整定依据为:P_ref = P_load - I_bat_target × V_bus,其中I_bat_target=66 A。此方案的结构完整、物理意义清晰,便于与既有功率管理接口对接,适合对功率精度要求较高的应用场景。
方案A2:电流单环控制。此方案更为简洁——发电机端口仅采用电流单环控制,通过直接给定d轴电流参考值id_ref来调节发电机出力。id_ref的整定依据为交流侧与直流侧的功率守恒关系:id_ref = (P_load - I_bat_target × V_bus) / (1.5 × V_d),其中V_d为d轴电压分量。此方案省去了功率外环的PI调节器,结构更精简,对测量噪声与参数识别误差的敏感度也更低,适合对实现复杂度有约束的场景。
两种方案在功能上等价——均以控制电池放电电流在目标值附近为目标,区别在于实现路径与复杂度。下文将通过仿真对两者的实际表现进行对比评估。
4.3 受控回充阶段:电池端口控制方案对比
当飞机转入巡航或下降阶段,SoC降至30%后系统进入受控回充模式。此时放电支路MOSFET关断,电池与母线直连接口完全断开,单向DC-DC变换器启动。电池端口的控制方案有两种可选架构。
方案B1:电池端口作为电流源。在此模式下,DC-DC变换器被控制为一个可控电流源。直接设定变换器母线侧电流的参考值I_dc_ref(对应1.0~1.5 kW的充电功率),将其与实测母线侧电流I_dc作差后送入PI调节器,实时生成占空比驱动功率开关管。发电机侧维持“电压外环+电流内环”的稳压控制,持续建立母线电压并随动补偿负载功率变化。此方案的优点在于充电电流控制精确、便于与电池管理系统(BMS)的充电曲线配合。
方案B2:电池端口作为电压源。在此模式下,DC-DC变换器采用电压-电流双闭环控制,以母线额定电压(280 V)为基准,与实时采样值作差后经PI调节器生成电感电流参考,再由电流内环形成占空比信号。电池端口等效承担母线稳压任务,发电机侧则切换至“功率外环+电流内环”控制,主动输出高于负载需求的功率(约1.1~2 kW盈余),经系统功率平衡将盈余能量注入电池完成充电。此方案的优点在于充分利用了电池端变换器的稳压能力,使发电机可在更优的工作点上运行。
五、仿真模型构建与多工况评估
5.1 仿真平台与评价指标体系
为系统评估所提能量管理方法与端口控制方案的有效性,本文基于Matlab/Simulink构建了覆盖全飞行包线的时域仿真模型。
模型构成:DC-DC变换器采用开关级模型,精确反映功率器件的开关动态与导通损耗;PWM整流器在dq旋转坐标系下按电压源型模型实现,包含电压电流双闭环与SVPWM调制;能量管理三状态监督控制逻辑(滑跑独供、并联放电、受控回充)使用Stateflow有限状态机搭建,确保状态切换逻辑的可读性与可验证性;电机拖动涵道风扇按恒功率负载等效,功率值按预设任务剖面随时间变化。
仿真设置:采用离散定步长求解,步长10 μs,控制器采样与调制周期同步(50 μs)。为在合理仿真时长内充分观察SoC的动态演化,将电池名义容量从70 Ah按比例缩容为15 Ah。这一处理仅加速了SoC的变化速率,不改变电池的瞬态电压/电流特性及控制律的有效性。仿真区间取30 s,涵盖滑跑→起飞→巡航→下降的完整任务剖面。
评价指标:从三个维度对系统性能进行量化评估。一是母线电压稳定性——包括稳态误差(相对于280 V额定值的最大偏离百分比)与瞬态扰动(模式切换时刻的电压阶跃幅值)。二是SoC控制精度——即SoC是否全程约束在30%~80%的安全区间内,以及充放电电流是否按预设目标执行。三是动态响应品质——模式切换的平滑性与电流跟踪的准确度。
5.2 任务剖面与约束条件
仿真采用的负载功率任务剖面如下:滑跑阶段功率从0斜坡上升至约35 kW,维持数秒;起飞阶段功率阶跃至峰值55 kW(超出发电机40 kW限值),持续约5秒后逐步回落;巡航阶段功率稳定在约25~30 kW;下降/着陆阶段功率进一步降低至约15 kW。电池在仿真起始时SoC=80%,发电机连续功率限值为40 kW,SoC滞回区间为[30%,80%]。
5.3 案例一:方案A1+B1
方案A1+B1的特征为:放电阶段发电机采用“功率外环+电流内环”(A1),充电阶段电池端口作为电流源(B1)、发电机端口切换为“电压外环+电流内环”。
仿真结果表明:滑跑阶段负载功率低于40 kW,电池未接入,发电机独立承担稳压与供电任务,母线电压稳定在280±2 V。起飞瞬间负载跃升至55 kW,电池放电直通支路在毫秒级时间内闭合,发电机按A1方案主动调节输出功率,电池以67~70 A的电流被动放电,电流偏差控制在设定值±10%以内。放电过程持续至SoC降至30%,随后系统转入充电模式——发电机支撑母线电压,电池工作在电流源模式,以约1.4 kW的恒功率吸收电能。
SoC全程严格约束于30%~80%区间,验证了能量管理滞回逻辑的有效性。母线电压在稳态阶段偏差不超过额定值的±1%。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放电-充电模式切换的瞬间,母线电压出现了约35 V的阶跃扰动,幅度达到额定值的12%,超出典型航空电源质量标准(通常要求瞬态偏差不超过±10%)。这一较大扰动源于切换时刻发电机与电池端口控制角色互换时的功率流不连续,是A1+B1方案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5.4 案例二:方案A1+B2
方案A1+B2与A1+B1的区别在于充电阶段:电池端口采用电压源模式(B2),主动承担母线稳压任务;发电机端口切换至“功率外环+电流内环”,输出高于负载的功率以实现充电。
仿真结果显示:放电阶段的表现与A1+B1方案一致,电池以67~70 A放电,电流偏差控制良好。充电阶段,电池端口作为电压源主动建立280 V母线电压,发电机按预设功率输出(约1.1~2 kW盈余),经功率平衡实现电池充电。母线电压在稳态阶段偏离额定值不超过±1%。关键改进在于切换瞬态——放电-充电切换时的电压阶跃扰动降至约12 V,仅占额定值的4%,远优于A1+B1方案的35 V(12%)。这一改善归因于B2方案下电池端口从放电直通到充电稳压的角色过渡更为平滑:放电时电池通过直通开关“被动”支撑母线,充电时电池通过变换器“主动”建立母线,两种状态下的母线钳位逻辑具有内在一致性。
5.5 案例三:方案A2+B1
方案A2+B1的特征为:放电阶段发电机采用电流单环控制(A2),充电阶段电池端口为电流源模式(B1)。
仿真结果表明:放电阶段,A2方案通过直接给定d轴电流参考值实现发电机出力调节,电池放电电流同样控制在67~70 A范围,与A1方案的精度相当。充电阶段的表现与A1+B1类似,电池以1.6 kW吸收功率,母线电压稳态偏差≤±1%。切换瞬态的电压扰动约为25 V(额定值的8%),介于A1+B2(4%)与A1+B1(12%)之间。A2方案的突出优势在于实现更为简洁——省去了功率外环的PI调节器,降低了参数整定难度与代码量,在资源受限的嵌入式平台上更具吸引力。
5.6 案例四:方案A2+B2
方案A2+B2为发电机电流单环(A2)与电池电压源(B2)的组合,是四种方案中结构最为简洁且切换扰动最小的配置。
仿真结果显示:放电阶段,A2方案的电流单环控制同样实现了67~70 A的稳定放电。充电阶段,电池端口作为电压源主动稳压,发电机按预设功率输出盈余实现充电。母线电压稳态偏差≤±1%,放电-充电切换瞬态的电压扰动仅为11 V(约额定值的4%),为四种方案中的最优水平。这一优异表现的根源在于:A2方案的电流单环结构避免了功率环的调节延迟,B2方案的电压源结构使充电阶段的母线控制与放电阶段保持连续性,二者叠加产生了最佳的动态响应品质。

5.7 案例五:不同负载波动强度下的鲁棒性测试
为验证策略对负载变化的鲁棒性,在A2+B2方案下引入了扰动负载剖面:相比基线负载,扰动负载在起飞段具有更陡的功率爬升斜率与更大的瞬时跃升,在下降段具有更快的回落速率,并在起飞过程中模拟了一次功率突减情形。除负载信号外,模型参数、器件特性与能量管理阈值均保持不变。
结果表明:滑跑阶段,负载未触及40 kW限值,电池保持离线。起飞后负载跨越判据,电池接入并以68~70 A恒流放电,即使中途出现瞬时功率回落,仍按“持续放电至下限”规则维持放电状态直至SoC=30%。随后系统转入充电稳压协同模式,发电机在满足负载需求的同时提供1.1~2.2 kW盈余功率完成补能。SoC全程约束于30%~80%区间,母线电压稳态误差≤±1%,放电-充电切换电压扰动约13 V(约4.6%),整体表现与基线工况基本一致,证明所提能量管理方法与控制方案对负载波动具有较好的鲁棒性。
六、结论与展望
6.1 主要结论
本文围绕轻量化与高可靠性需求,对航空混合动力系统的能量管理方法进行了系统研究,取得了以下主要结论:
(1)“放电直通+充电隔离”拓扑通过对放电与充电通道的物理解耦与差异化优化,在降低功率变换级数与导通损耗的同时显著压缩了电力电子器件的体积与重量,为航空混合动力系统的轻量化集成提供了有效的硬件基础。
(2)以SoC为核心的三状态滞回能量管理逻辑(滑跑独供、并联放电、受控回充)将复杂的多工况功率分配问题转化为清晰的模式切换规则,SoC滞回区间(30%~80%)的设置在电池寿命保护、功率能力保持与系统功率匹配三者之间取得了合理的工程平衡。
(3)四种端口控制方案的对比评估表明,不同实现路径在母线电压稳定性与切换瞬态特性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其中A2+B2方案(放电阶段发电机电流单环控制+充电阶段电池电压源控制)在四种方案中表现最优——母线电压稳态偏差≤±1%,放电-充电切换扰动仅约4%,同时控制结构最为简洁,适合工程推广应用。
(4)所提方法在负载波动强度变化的情况下仍能保持SoC安全约束与母线电压稳定,证明其对任务剖面变化具有良好的鲁棒性。
6.2 未来展望
航空混合动力系统能量管理的研究尚处于快速发展阶段,以下方向值得进一步深入探索:
高比能储能技术的突破与系统适配。当前锂离子电池的能量密度仍是制约航空混合动力系统性能的主要瓶颈。锂硫电池(理论能量密度400~600 Wh/kg)与固态电池等下一代电化学储能技术有望在未来十年内实现航空级应用。届时,储能系统在总重中的占比将显著下降,能量管理策略也需相应调整——更宽裕的SoC窗口将带来更大的策略优化空间。
多时间尺度协同控制与热-电耦合管理。航空混合动力系统的动态过程跨越多个时间尺度:电流环的毫秒级响应、SoC管理的秒至分级演化、热管理系统的分级至小时级热惯性。当前能量管理策略多以电气量为单一调控对象,未来需将热状态纳入协同优化框架,实现功率分配与散热策略的联合决策,以进一步提升系统的综合效率与可靠性。
规则驱动与优化驱动的深度融合。本文采用纯规则驱动的能量管理策略,虽然保证了实时性与确定性,但在理论最优性上存在妥协。一个富有前景的发展方向是将优化方法用于离线标定与在线自适应整定:在地面利用高精度模型与历史飞行数据进行优化求解,提取优化结果中的阈值参数与调度规则,在线运行时由规则策略执行,从而在不增加机载计算负担的前提下逼近优化性能。强化学习等智能方法也可在这一框架下发挥“规则发现”的作用。
面向全寿命周期的SoH友好型调度。当前能量管理以SoC为核心约束,对电池健康状态(SoH)的关注相对有限。未来可在能量管理逻辑中引入SoH感知模块,根据电池老化状态动态调整SoC窗口、充放电倍率限值等参数,在保证当前任务功率需求的前提下延缓电池衰退,延长系统经济寿命。
非线性负载与飞控耦合的场景化建模与验证。本文的仿真采用恒功率负载模型,实际飞行中涵道风扇的功率特性受桨距、空速、姿态等多因素耦合影响,呈现较强的非线性特征。后续需构建更高保真度的电-气-控耦合模型,并通过硬件在环(HIL)台架测试与飞行验证,进一步完善能量管理策略的工程可确证性。

湖南泰德航空技术有限公司于2012年成立,多年来持续学习与创新,成长为行业内有影响力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聚焦高品质航空航天流体控制元件及系统研发,深度布局航空航天、船舶兵器、低空经济等高科技领域,在航空航天燃/滑油泵、阀元件、流体控制系统及航空测试设备的研发上投入大量精力持续研发,为提升公司整体竞争力提供坚实支撑。
公司总部位于长沙市雨花区同升街道汇金路877号,株洲市天元区动力谷作为现代化生产基地,构建起集研发、生产、检测、测试于一体的全链条产业体系。经过十余年稳步发展,成功实现从贸易和航空非标测试设备研制迈向航空航天发动机、无人机、靶机、eVTOL等飞行器燃油、润滑、冷却系统的创新研发转型,不断提升技术实力。
公司已通过 GB/T 19001-2016/ISO 9001:2015质量管理体系认证,以严苛标准保障产品质量。公司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利用,积极申请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软著,目前累计获得的知识产权已经有10多项。湖南泰德航空以客户需求为导向,积极拓展核心业务,与国内顶尖科研单位达成深度战略合作,整合优势资源,攻克多项技术难题,为进一步的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湖南泰德航空始终坚持创新,建立健全供应链和销售服务体系、坚持质量管理的目标,不断提高自身核心竞争优势,为客户提供更经济、更高效的飞行器动力、润滑、冷却系统、测试系统等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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