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验：中国未来三十年，能否出现更多的华为？

中国企业命运多舛，始终与国家命运休戚相关，从建国前的民族资本工业的实业报国，到建国后的大庆精神，再到改革开放后长虹、联想、华为等公司的产业报国，一直是中国企业矢志不变的信念。回顾共和国六十年的历史，幸好涌现和成长了华为这样的民营高科技企业。否则，共和国六十年企业史的辉煌将大打折扣。

但遍寻中国企业，除了那些大型或特大型、以各式垄断而“名”的国有企业外，我们很难找到一家企业家精神为统领，依靠企业自身创新能力真正做大、作强的中国企业。因为自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虽然有了为数不少带“国”字头的世界500强，但还没有一家国际上公认的世界级企业，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因为按照欧美、日本人的经验，打造一个世界级企业，三十年足够了；而打造一个世界级“企业群体”，六十年亦足矣。

中国未来三十年，能否出现更多的华为，这将是中国面临的考验。

遗憾的是，近些年来，自主创新、产业升级、自主知识产权等理念，已经成为中国政府和企业的共识，但并没有成为被中国企业所验证的伟大实践，除了遍地开花、名目繁多的科技园、创新园之外，中国企业的创新成果乏善可陈——90%以上企业的甚至没有自主的专利。套用一位伟人的话：一个幽灵，创新的幽灵，在中国企业游荡。

在中国，为什么创新的理念不能牵引出更多创新的实践？

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企业的创新土壤。中国企业高速增长的三十年，为企业提供了诸多的发展机会，在这些机会面前，很少有公司耐得住寂寞，经得起诱惑；当机会主义式的“拐大弯”、“弯道超越”、“贸工技”“以市场换技术”等理念横行时，有多少企业能像华为那样，真正能把创新作为一种信仰，作为一种承诺，作为持之以恒的战略来实施？当一个企业没有建立与世界接轨的管理平台和创新平台，没有建立有活力的创新管理体制，其管理体系支离破碎，捉襟见肘时，如何能对创新活动进行有效的管理，对知识员工的创新活动进行有效的激励和约束？

华为每年坚持把10%的销售收入用于研究开发，但同时华为又实事求是地公开承认：“自创业以来，18年尚无一项原创产品发明”。2007年1月任正非在内部讲话中指出：“我们也不全靠自主开发，因为等自主开发出来了，市场机会早没有了，或对手已在市场上构筑了优势，我们却没法在竞争的市场上获利，所以，我们经常采用直接购买技术的方式来缩短差距并构筑领先”。他提出了华为研发过程中自主创新与继承的关系——“在我们未进入的一个全新领域进行产品开发，对公司已拥有的成熟技术以及可以向社会采购的技术利用率低于 70％，新开发量高于30％，不仅不叫创新，反而是浪费，它只会提高开发成本，增加产品的不稳定性。凡是说：我的项目全部都是我做，未利用别人的成就，这种人一定不能加薪。”

在最近任正非总裁转发给笔者的短信中，有这样一段话：“可以说，企业永续发展的秘诀就在于创新和变化。然而，创新则意味着破坏，变革亦伴随着动荡。所以，如何把控制创新与秩序的均衡，如何拿捏变革的节奏与分寸，恰恰是企业管理的真正难点。许多情形下，萧规曹随表现了企业核子基因的传承，而创新更多的是修补。变则通，说对了一半；另一半可能是，变则溃，则死。在创新成为时髦的当今，我们还是要多一些对过度创新的警惕。”可以看出，即使像华为这样的创新性公司，也对创新保持着一种敬畏，保持着理性的思考，并坚持对公司的创新进行着有效的管理。

在中国，华为目前还只能是个案，是一种现象。不可否认，在中国还有很多企业依据自身的特点，经过企业家的智慧思考，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成功的成长道路，我将其称之为“模仿性创新”之路。目前，这条道路被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所认同，现在走在这条路的中国企业也越来越多，也诞生了很多“隐形冠军”企业，提出了“学习华为”。

但是，先置华为是否可以复制问题不谈，在长期处于浮躁和盛行机会主义的中国企业界，在社会舆论长期妖魔化华为的背景下，虽然中国企业有“学好”的愿望与动机，但我们所担心的是，这只是一次机会主义的、选择性的和赶时髦的群体无意识式的关注。中国企业善于学习，也善于忘记。在学习过程中，多数企业不论是“体”，还是“用”，以短视的目光，以短期功利的目的，把学习他人作为一种运动，投机地选择学什么和不学什么，而不能像华为那样坚守“先僵化、后优化、再固化”的原则，坚持不懈地老老实实学一家。中国企业学得很累，但效果甚微。从学大庆、学鞍钢，到学联想、学海尔，再到学GE、学丰田，一路学下来，最后在学习的过程中迷失了自己，而不能像华为那样，通过学习世界级企业，走出了混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