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走进八级工，看看他们是怎样炼成的？

八级工，这一曾经有着明星效应的工人群体，对于今天“跳槽忙”的小年轻们来说，已然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概念。然而，对于建国初期国家工业化大潮中涌现出一大批产业工人们来说，这就是他们被打上机器和燃油烙印的整段青春年华。 六级工就像武侠小说里的大侠，八级工基本上就是扫地僧的存在。

听说第一代潜艇，第一颗原子弹的铀填装部，还有航天卫星都是靠这些技工手工做的？是不是真的有这么厉害？今天，让我们走进八级工，看看他们是怎样炼成的？ 在很多人印象中，那个时代没有白领蓝领的说法，很多技术工人以成为“八级工”作为人生目标，不少人通过努力赢得了尊重。 “”八级工”的历史 说起“八级工”，这里不得不说先一个人——李立三，我国著名的革命家、“工运”领导人，也是社会主义工资制度的倡导者。“按劳分配”的“八级工资制”正是在他的关怀和支持下开始实行的。

图为李立三 日本投降后，在苏联工作、学习的李立三被选为当时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上任后，他曾几次到大连访问，了解到当时由于旅大封锁，工人生活十分困难。而在中苏合营企业里，苏联员工执行苏联的工资制度，生活水平较高；中方职工实行七级工资加配给粮制度，仍能积极生产。 1949年秋，在充分深入了解七级工资后，东北总工会开会协商拟定了新的工资制度方案。 1950年4月，公布实行了八级工资制。李立三所倡导的“按劳取酬”的新工资制终于实现了。随后，在八级工资制的基础上，又推出新的计件工资和奖励制度。 一年后，在劳动部、“全总”的推动下，华北、华东、中南、西北、西南等行政区，也先后实行了各自适宜的八级工资制。 “八级工制”是在我国工业建设为基本任务的大背景下，全国为消除工分制的弊端，将工人的技术等级和工资挂钩推制定的。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八级工资制，先后经历了60个春秋。 前30年是推广实行时期，对完成国家生产计划，改善职工生活起了积极作用。后30年，由于国家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特别是生产机械化、自动化程度不断提高，这一工资制度已不完全适用，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这一制度在全国实行，可以说载誉60年。“八级工”是技艺精湛、精工细作的顶尖工匠的代名词，虽然“八级工”已经成为过去时，但其精神对于新时代重谱技术工人的新辉煌有着重大的借鉴意义。

“八级工”到底有多牛？ 有人说：六级工就像武侠小说里的大侠，八级工基本上就是扫地僧的存在。在八九十年代，一说谁谁谁八级工，那是很牛的事了。 那个年代里，“八级工”不仅是一个让人羡慕的身份，更代表着高技术和高收入。1959年的杭州，当时一级工每月32元，八级工108元。那时候的108元绝对算高工资了，而且备受推崇与尊敬。 许多经历过八级技术等级制度的人，至今都承认那个技术分层非常成功。当时一个人，先不说是不是“八级工”，即使评上“五级工”“六级工”，在企业和社会都有很高的地位，最重要的是，他们的技术水平确实是高。

有人说，人生有两个证书，看似平凡无奇，其实要想拿到并不容易。一个是大学毕业证书，从小学顺利地读到大学毕业需要19年；第二个便是八级证书了，没有几十年努力是拿不下来的。 那个时代的“八级工”，一群不平凡的劳动者，他们用自己灵巧的双手，匠心筑梦、默默坚守，为了国家的建设刻苦上进，在平凡的岗位上，追求职业技能的完美和极致，对新时代的工匠们起一些引路的作用。 “八级工”是怎样炼成的01 我用榔头敲出了八级锻工

“我3岁没了爸爸，5岁没了妈妈，从小跟着姐姐住在贯桥一带。我是家里最小的儿子，上面还有两个哥哥。那时候吃不饱饭，两个哥哥就跑到嘉兴去给地主家看牛。12岁那年，姐姐托人把我送到一个资本家开的铁工厂里去做帮工。白天拉拉风箱、打打下手，晚上还不能休息，忙到半夜清理炉子。每天吃不饱、穿不暖。”1935年出生的梁毛毛是八级锻工，他在书中回忆，1953年，18岁的他看到浙江铁工厂（后来的杭州制氧机厂）招工，第一时间就跑去报了名。

梁毛毛回忆，招考那天考的是实际操作，老师傅从锅炉里取出烧得通红的铁块，用钳子夹住放在我们面前。车间主任给我们一人发了一个榔头。我那时候个子瘦小，拿的是14磅的榔头，挥舞起两个手臂，在空中绕一个大圈，把榔头砸下去。“不要小看这个拿榔头打铁，光这个动作，就能看出来，你打铁究竟稳不稳。榔头是万万不能打空的，打空没有敲在铁块上就是不及格。”梁毛毛说，他的榔头无一落空。车间主任和技术员、工程师讨论了下，一致同意招录，当场就通知我进工厂，做的是锻工，也就是人们口中的“打铁工人”。 “那时的工人都会把八级锻工作为奋斗目标，有人觉得八级工神奇，我觉得没什么，当然那也是一级一级榔头敲出来、慢慢升上去的。你需要的是把每一个产品用心做好、做标准。加上勤学苦练，逐步掌握操作技能。”梁毛毛介绍，从1953年进厂到1990年6月退休，我始终在锻造工作岗位上，一干便是整整37年。37年来，我从一个普通工人，一级、二级、三级……最终成长为一个八级工老师傅。1979年，梁毛毛还被评为杭州市先进生产工作者。同年，又被评为浙江省劳动模范。1977年和1982年，他分别到北京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02 矿上的“活字典” “我们那时候，参加工作第一天就跟着师傅学习，从怎么使用扳手、怎么抡大锤、怎么接电线开始，手把手给我们传授技术。好多师傅都是七级工、八级工，平时看起来没什么出众的地方，干起活来，一出手就知道不同凡响、身怀绝技。”阳泉市白羊墅煤矿职工余建法说。

余建法的爷爷和父亲，都是山西省阳泉市白羊墅煤矿的职工，祖孙三代皆为矿工，堪称矿工世家。余建法的父亲余芝，1950年在白羊墅煤矿连庄分矿参加工作，是实行八级工资制后的第一批“八级工”。余芝没念过几天书，文化不高，但他的悟性好，能吃苦，肯钻研。在机电队参加工作后，每遇到技术难题，就虚心向别人请教。对技术参数这些其他人看来很枯燥的东西，余芝却很喜欢。

山西省白羊墅煤矿连庄分矿机电人员留影（余建法提供） 每次矿上有新的、难的机电设备安装维修任务，余芝从没有“躲”的想法，总是主动接下来。不懂就学，就琢磨，边学边做，晚上睡觉都在想问题。余芝说：“做技术工作，一定不能推三阻四，不能怕困难，否则是提高不了的。每个难啃的骨头，都是动脑筋的机会，都是开窍的机会。开窍了，提高就快了。”

就这样，久而久子，余芝成了矿上的“活字典”，全矿成百上千的机电设备零配件，他不看图纸、不看账册，随口就能说出这个零配件的安装位置、规格尺寸、安装要求、库存数量、库存位置、生产厂家等。

“当时，不要说成为八级工，就是评上五级工、六级工，在企业和社会都有很高地位，而且他们的技术水平确实不简单。”白羊墅煤矿退休职工梁云娥说。

山西省阳泉市白羊墅煤矿技术工人 向年轻工人传授经验（梁云娥 提供）

1960年前后，白羊墅煤矿有职工1300多人，但是能评上八级工的，也不过寥寥可数的几个人：余芝、马银来、韩同发、赵来科、马来、王庆云……但就是这么几个人，却支撑起了整个煤矿安全生产技术的一片天。在井下巷道，遇到落山悬顶、煤尘聚集、瓦斯突出等安全问题时，这些八级工总会及时出现在工作面，检查隐患、排除风险，安排工作，部署调度。甚至在紧急关头，在生与死的严峻考验面前，这些八级工都是不畏艰险，逆向而行，刀山敢上，火海勇闯。

山西省地方国营汾阳煤矿安装锅炉时 技术工人合影留念（余建法 提供）

03工厂的标杆人物

88岁的“杭钢”八级钳工郭裕泉29岁被评为八级工，那是1959年。“当时一级工每月32元，八级工108元。那时候的108元绝对算高工资了。”郭裕泉说，那个年代里，八级工是一个让人羡慕的身份，算是工厂的标杆人物，代表着高技术和高收入，政治上和作风上也都是走在最前面，备受推崇与尊敬。

新时代呼唤八级工 “按劳分配”的八级工资制，从1956年正式建立和实行，至今已有60余春秋。八级工资制，对完成国家生产计划、改善职工生活，以及在工人技术等级分层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八级分层制度的技术标准，明确、清晰、可考核、可操作，社会效果也较好，体现出了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的差异，有利于引导工人追求高层次、高水平的劳动技能，在当时受到了企业工人和全社会的普遍认可。 随着国家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八级工资制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1985年，《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制度改革方案》公布，这项被称为“结构工资制”的改革开启了第二次全国性工资改革的进程。

虽然“八级工”已经成为过去时，但其折射出的对文化技术的追求、对劳动者的尊重、对个人自身价值的肯定，一直让人们念兹在兹。 “现在国家都在提倡工匠精神，我觉得工匠精神不仅是要有精湛的技艺，还要有吃苦耐劳乐于奉献的无私精神。”杭州汽轮集团六级车工84岁的赵大隆说：“我们那个时代的‘工匠’，为了国家的建设刻苦上进勇于奉献的工作态度，希望这段历史能够对新时代的工匠们起一些引路的作用。” “八级工”有多少？仅6% 当前，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一支规模日益壮大、结构日益优化、素质逐步提高的高技能人才队伍，但无论总量还是比例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出的要求有相当差距，高技术人才还存在结构问题突出、人才断档等现象。 目前，高级技工月薪已普遍超过万元，一些技术过硬的“八级工（这里指的是高技能人才）”岗位年薪甚至突破20万，并有多重福利保障。例如，足额社保、单人公寓等。 然而，市场上高技能人才的供需矛盾仍旧十分突出。技能劳动者的求人倍率（岗位数与求职人数之比）一直在1.5∶1以上，高级技工的求人倍率甚至达到2∶1以上。 据人社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超过1.65亿人，占就业人员总量的21.3%，但其中高技能人才只有4791万人，占就业人员总量的6.2%。 我国近年来大力推进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但却面临“设备易得、技工难求”的尴尬局面。高质量发展需要一流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也需要一流的技能人才。 高质量发展需要更多“八级工”，“八级工”代表的高技术、高收入和不低的社会地位，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应该得到继承和发扬。培养高技能人才，解决人才结构性矛盾，提醒我们别把“八级工”遗留在历史河流里。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时至今日，建设制造大国、提倡“工匠精神”，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然而，今天我国制造业体量巨大，却缺乏核心技术，长期处于产业链条的末端。我国大力推进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却面临“设备易得、技工难求”的尴尬局面。 高质量发展需要更多“八级工”，这并不是要恢复“八级工”制度，而是让“八级工”代表的高技术、高收入和崇高的社会地位，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得到继承和发扬。 高尔基说：“我知道什么是劳动：劳动是世界上一切欢乐和一切美好事情的源泉。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由人们勤劳的手创造出来的。” “八级工”，是伴随着新中国一起成长起来的建设者和劳动者，是一个城市、那个时代和社会的缩影，我们不能忘记他们，时代不能忘记他们。 我相信，不论时代巨轮如何地风驰电掣，对技术的追求和对技术工人的尊重，是一个社会永恒的主旋律。在今天呼唤大国工匠的时代背景下，“八级工”身上那种兢兢业业、精益求精的精神更应该历久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