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要介绍世界上首位程序员的简要介绍

战时打造的所有机器，最初构思时都以完成某项特殊工作（例如解程序或破解密码）为目标。但在爱达或图灵心目中，真正的电脑应该能完美且快速的执行任何逻辑作业。如此一来，机器的作业就并非只由硬件决定，软件（可以在上面跑的程序）也扮演重要角色。

图灵再度清楚说明这个概念：「我们不需要靠无数的不同机器来完成不同的工作。」他在1948年写道：「只需要一部机器就够了。在办公室为通用机器『设计程序』来完成这些工作，取代了为执行不同工作而要生产不同机器的工程问题。」

理论上，像ENIAC这样的机器应该可以程序化，甚至当成通用机器来使用。但实际上，载入新程序的程序非常辛苦，包括必须动手一一拔除连结电脑中不同单元的电缆。战时打造的机器无法以电子速度转换程序，因此催生现代电脑的下一个步骤就很重要：设法把程序储存在机器的电子记忆体中。

霍普—胆识过人的程序设计先驱

▲ Grace Hope（右二）与 UNIVAC（照片来源：Public.Resource.Org）

从巴贝奇以降的电脑发明者都把焦点放在硬件上。但二次大战期间参与计算工作的女性和爱达一样，很早就看出程序设计的重要。她们设法把指挥硬件作业的指令编成程序码，软件中蕴含的神奇程序，能以奇妙的方式改变机器的作业。

这群程序设计先驱中，故事最缤纷有趣的是胆识过人、活泼迷人的海军女军官霍普（GraceHopper），她先是为哈佛大学的艾肯工作，然后又加入艾科特和莫渠利的团队。她在大学时代主修数学和物理，从瓦萨学院毕业后，进入耶鲁大学攻读研究所，并且在 1934 年拿到数学博士的学位。

出人意料之外的是，霍普的教育过程在当时其实不算太不寻常。耶鲁大学在1895 年首度颁发数学博士学位给女性，而她是第十一位获颁耶鲁数学博士学位的女性。女性数学博士在 1930年代并不算太罕见，尤其如果她们出身名门的话。事实上，比起后来的世代，霍普成长的年代更常见到女性数学博士。

1930年代，美国有113位女性获得数学博士学位，占美国数学博士总数的15%。但到了 1950 年代，只有 106 位女性获得数学博士学位，只占总数的 4%。（到了二十一世纪的最初十年，情况已大幅好转，那段期间美国总共有 1，600 位女性获颁数学博士学位，占总数的30%。）嫁给比较文学教授文森．霍普（Vincent Hopper）之后，葛瑞丝．霍普到瓦萨学院任教。

和其他数学教授不同的是，她坚持学生必须具备良好的写作能力。她上机率课时，会先讲解自己最爱的数学公式，然后要求学生以此为题写一篇文章。她批改时，也会就文章清晰度和写作风格来评析。

「我（在文章上）写满评语，而他们会抱怨这是数学课，又不是英文课，」她回忆道：「然后我会解释，除非他们懂得怎么和别人沟通，否则学习数学毫无用处。」终其一生，霍普一直很擅长把科学问题（例如有关轨道、流体流动、爆炸、天气型态的问题）转换为数学方程序，然后再翻译成一般人听得懂的英文。这项才能也帮助她成为优秀的程序设计师。

霍普的长处是很懂得把现实世界的问题转化为数学方程序，然后用机器能够了解的方式下达指令，和机器沟通。「我学习海洋学的术语，还有和扫雷、***、近发引信及生医领域相关的种种词汇，」她解释：「我们必须学习他们的用语，才有办法解决他们的问题。我可以随时转换词汇，先用高度技术性的术语跟程序设计师沟通，然后几小时之后，再用完全不同的词汇向主管报告相同的事情。」要成功创新，有赖于清楚的沟通。

由于霍普清晰準确的沟通能力，艾肯指派她撰写电脑程序设计手册，这是全世界第一部程序设计手册。有一天，艾肯站在霍普的办公桌旁，对她说：「妳要写一本书。」

「我没办法写书，」霍普回答：「我从来没有写过书。」

「妳现在加入海军了，」艾肯说：「妳要撰写一本书。」

结果霍普写出一部厚达五百页的巨着，裡面包含了马克一号的发展史和程序设计指南。霍普的引言就从巴贝奇开始说起。她和爱达一样，知道巴贝奇分析机有一种特质，也就是她和艾肯所深信，马克一号有别于其他电脑的特质。艾肯的马克一号和巴贝奇未完成的机器一样，藉由打孔纸带接收源源不绝的指令，可以透过重新编程，传达新的指令。

霍普每天晚上都把当天撰写的内容唸给艾肯听，她因此领悟到成为优秀写手的简单诀窍，她说：「他指出，如果你大声朗读时，会结结巴巴读不顺，那么最好修改句子。我每天都得朗读五页我写下的内容。」于是，她写的句子变得简洁、生动、清晰。霍普和艾肯成为最佳拍档，活生生是百年前爱达与巴贝奇的现代翻版。霍普愈深入了解爱达，就愈认同她。「她写了第一个程序迴圈，」霍普说：「我绝对不会忘记这点。我们都不会忘记。」

霍普撰写的电脑发展史偏重个人，所以她的书强调个人角色。反之，在霍普的着作完成后没多久，IBM的主管也推出自己的马克一号发展史，把大部分功劳都归诸在纽约恩狄考特建造机器 IBM 团队。「以组织歷史取代个人歷史，最符合IBM的利益，」曾深入研究霍普的史学家拜耳（Kurt Beyer）指出：「根据IBM的说法，公司才是科技创新的所在。组织裡的工程师团队扮演无名英雄，逐步推动进步，取代了独自在实验室或地下室埋首研究的激进发明家。」

在 IBM 版本的歷史中，马克一号涵盖的一长串小创新（例如棘轮式计数器和双层馈卡机制等），都要归功于一群工程师在恩狄考特默默耕耘、通力合作所促成的。

霍普版的歷史和IBM版之间的差异，其实不只关乎谁功劳最大的争议，而隐含了更深远的意义，进一步暴露出双方的创新史观在根本上的差异。和霍普一样，有些科技相关研究也强调创意十足的发明家推动了跳跃式的创新。其他研究则强调团队和组织的角色，例如贝尔实验室工程师的努力，以及IBM恩狄考特团队的合作成果。后者试图说明，有些科技突破也许表面看来像是灵光闪现后的大跃进，实际上却是逐步演进的结果，等到各种想法、概念、技术和工程方法都同时酝酿成熟时，才一举毕其功。这两种科技发展史观都不够完善。事实上，数位时代大部分的伟大创新，都仰赖拥有高度创造力的个人（莫渠利、图灵、冯诺伊曼、艾肯等），和有能力实现创意的团队之间的良好互动。

霍普在哈佛大学开发出来的其中一种程序是「次常式」，是为了特殊工作而编写的大段程序码，可暂时储存起来，在主程序某个部分需要用到时再叫出来使用。「次常式是明确、简洁，而且通常一再重复的程序，」她写道：「哈佛的马克一号包含了为 sin x、log10x、10x 设计的次常式，每个次常式都用一个作业码来唿叫。」

爱达在关于分析机的评注中，最先描述了这个概念。霍普累积了许多这类次常式。她为马克一号写程序的时候，也发展出「编译器」（compiler）的概念，她发明一种程序，能把源码转译为不同电脑处理器使用的机器语言，加速了为多部机器撰写相同程序的过程。

除此之外，「bug」（错误和「debug」（除错）这两个词，也在霍普团队推波助澜下，成为电脑界的流行用语。当时打造马克二号电脑的哈佛建筑物没有装纱窗。有一天晚上机器突然故障，工作人员开始检查究竟哪裡出问题。他们发现有一隻翅膀达四公分宽的大飞蛾卡死在电机继电器中。于是他们取出飞蛾，把牠用胶带黏在对数表上，并在实验日誌中记下：「面板F，（飞蛾）在继电器中。找到第一隻真正的虫（bug）。」从此他们就把侦错和除错称为「debug」。

电脑创新者和其他开路先锋一样，如果在半途卡住了，很容易从超前变落后。执着和专注等特质令他们创造力丰沛，但是面对新观念时，他们也可能因为相同的特质而抗拒改变。贾伯斯的执着和专注十分有名，然而当他领悟到必须改弦易辙时，他会突然改变主意，令同事眼花撩乱，困惑不已。艾肯却缺乏这种灵活应变的能力，只是一味凭着海军指挥官的本能，采取中央集权的管理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