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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前言
技术不是中立的，其目的具备排他性。通过技术实现目的，就是一种特定的价值选择。技术在实现目的同时，也在重塑我们的社会。区块链技术更是如此。
除了探究“为谁发展、如何发展、去向何方”的问题，区块链上的社会科学研究还有着更重大的意义：不同于内燃机、电气等注重生产力的技术，区块链作为一种以获取共识为核心的信息技术，从诞生之初就与社会科学有了许多联系：获取共识的不同方式，似乎就隐喻着意识形态的竞争，这甚至关乎到整个系统的安全性与效率。社会科学研究更是能反过来启发我们对区块链基础原理的设计。
问题开始变得有趣，去中心化的未来政治是怎样的？不同共识机制下的现代化有何差异？区块链的治理是否合理？买票竞选、流动民主的思维试验是否能在区块链上实现？
该领域的意义重大，却少有人进行探究。因此，我发起了“区块链的社会意义”专题，和大家一起来翻译、整理、学习这些有趣的观点。
希望能有更多的朋友参与翻译整理。 Blockpunk（无涯社区）
1. 三十多年来
经济学家和密码学家其实都在研究同一个问题，而这两者都没有意识到，他们对另一种事物所起到的重要影响。
实际上，如何协调一个社会，与如何确保通讯时可以被信任，看起来没什么关联，但其实只是不同语境下的同一问题。
这篇文章观点很简单：密码学家研究的“拜占庭容错”，和经济学家所说的“鲁棒政治经济学”（robust political economy），是一回事。
robust political economy：在政治经济学的背景下，“鲁棒性”是指一种政治经济设计，在理性动机和信息获取偏离理想假设的情况下，其提高社会福利的能力。奥地利经济学派对社会主义的批判，建立了鲁棒性研究的基础。
这一认知，对理解世界经济学史与加密经济制度的未来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为了解释原因，让我们快速回顾一下经济学史上最重要的争论之一。
2. 计划经济的信息问题
从亚当·斯密起，经济学家一直在试图解释财富从何而来：为什么有些国家繁荣，有些国家却不繁荣。到了二十世纪，这个问题已经变成了关于两种经济体系，即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资本主义自由市场中哪一种更有可能带来繁荣。
亚当·斯密认为，市场经济的特点是自发地产生秩序，社会秩序来自市场激励。
相反，马克思认为，国家或中央协调机构通过有意识的、深思熟虑的计划，能产生比自由市场更好的结果。
最初自由主义者对计划经济的质疑主要在激励问题上：如果劳动成果重新分配，没有足够的激励，社会主义如何说服人们努力工作？（见1887年出版的《自由与自由主义》一书中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
1920年，哈耶克的尊师路德维希·冯·米瑟斯发表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计算》。这篇文章中，米瑟斯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质疑一针见血，他精准地认识到计划经济的关键——信息问题。
米瑟斯认为，在市场经济中，价格构成了商品或服务最高价值效用的信号，这为生产提供了指导。
但一个中央规划者如何判断把橡胶送到轮胎厂，还是送去胶管厂？在市场经济中，最需要橡胶的工厂愿意出最高的价格，但计划经济中没有自然的价格体系——消费者价格由计划者决定，橡胶是根据他们的命令进行分配的。
之后哈耶克对老师的理论进行了扩展，他发表了经济学史上最伟大的论文之一：《知识在社会中的应用》，在书中他把价格机制描述为一个分布式的“知识网络”。
中央计划者试图通过抽样统计获得某种关于经济的总体“知识”，以试错的方式设定物资的价格和供需。而这样一种中心化的“知识”，是没法与市场这种分布式的“知识”总和相比拟的，因为中央计划者永远无法获得关于市场的全部信息。
3. 中央计算社会主义
20世纪后半叶的历史似乎是证明了市场主导的优越性，相比之下，计划经济似乎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承认了价格在经济活动中的重要性，但他认为价格系统可以用数学方法模拟。
我们可以把价格系统想象成一台计算机。在1936发表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一书中，兰格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可以通过反复试验来“模拟”价格制度。
而在30年后，正值计算机科学大发展，兰格重新审视了他的观点。“如果我今天重写我的论文，那我的任务会简单很多”，兰格写道，“我对哈耶克的回答是：我们把复杂的方程组放到计算机上，不到一秒钟就能得到解。繁琐的市场程序已经过时了，实际上，可以把它看成数字时代之前的一种计算设备。”
社会主义理想与计算技术之间存在天然的亲和力，有一种观念正在壮大：计算机可以模拟市场机制，而且可以进行长期规划并实施计划——这是市场永远无法实现的。而在中国，“AI建成社会主义”被多次提及，一场以建立新通讯基础、更多数据中心、更广数据收集系统、更强AI的“新基建”运动正在筹备着。
4. 哈耶克的自由市场到底多去中心化？
一般来说，常把将兰格的中央计划经济和哈耶克的分散市场相对起来看。
但哈耶克所谓的去中心化，仍然有很多中心的存在。
马克思主义者在一点上是对的，很多国家的确介入了自由市场。财产虽然是私有的，但它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府当局的执行——法院、检察官和警察。
但哈耶克学派和马克思主义者都忽略了一点，那就是财产权不仅是法律执行的问题，更在于财产权的鉴定与核实，而国家在这里承担了大部分工作。
现代国家的主要职责，就是是承认、管理和核实社会关系的账本。国家管理着一个巨大的账本，这里包含了产权、社会保障权益、公民资质，以及谁可以参与政治活动等等账目。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没有被大家察觉的权力。国家能管理这些重要的账本，是因为它是一个大型的“受信任”实体。当然，我们对它的信任是经不起推敲的。
区块链的发明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制度选择。
5. 政治经济学的新种类
兰格的计算机社会主义中，经济运转是中心化的，账本是中心化的。国家是一个计划机器，既管理账本，又执行全部计划。
在马克思主义之前的公社主义，比如空想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的设计中，虽然经济规划是中心的，但相关的管辖权，即记账的执行却是由自愿性质、国家层级以下的分布式公社进行的。
哈耶克的分布式资本主义有一个去中心的经济体系：计划是由个人而不是国家来完成，然而国家仍然维护、记录、核实和更新身份、权利、义务与许可的账本。
相比之下，在区块链的加密经济制度中，经济决策和记账权力都是去中心化。区块链不再让国家具备规划和验证的权力。这是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全新分支。
6. 信息与激励的双重问题
市场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它将激励与生产结合了起来，并有效地利用了分布式的信息。
二十世纪下半叶，公共选择学派将激励的研究扩展到了包括规划者自身的激励。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怎样才能保证规划者为社会的利益而工作，而不是仅为了自身的利益？
今天，经济学家所说的“鲁棒政治经济学”（robust political economy）是一个旨在解决信息和激励的双重问题的经济体系。在一个信息不透明、普遍存在寻租的世界里，我们该如何协调经济行为，进行交流、建立社会关系和组织？
有趣的是，密码学家和计算机科学家也一直在研究这两个问题。
7. 拜占庭将军问题
拜占庭将军问题是分布式计算系统的一个关键。
莱斯利·兰伯特在1982年提出了一个思想实验，想象这么一个场景：拜占庭是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多位将军准备一起攻打一座城市，他们分布在东罗马帝国的各处，只有超过半数的军队在同一时间进攻才能打下城市。
东罗马的皇帝没法集中指挥军队，将军们只能通过信使互相之间进行交流。所以大家需要一个系统，一个算法，来达成共识。但是拜占庭的叛徒太多，叛徒会试图破坏共识，这使得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所以，拜占庭将军问题具备这些挑战：
· 在分布式系统中达成共识
· 信息流动不完全
· 存在叛徒
区块链将拜占庭问题看作一个激励问题，所以才能实现容错。比特币的工作量证明机制可以激励有利系统的行为，使攻击网络的成本极高，并降低了攻击可能收益。
8. 经济制度与算法融合
拜占庭将军问题对经济制度来说有着重要的启示，在信息不完整、沟通不完善，机会主义盛行，人们可能偷懒或自私自利的情况下，该如何协调经济活动？
同样的问题，计算机科学家一直试图从技术上解决，而经济学家一直试图从制度上解决。
密码学在非对称加密和工作量证明机制中找到了解决方案，经济学家在市场、监管机构中找到了解决方案。
区块链将这两个领域结合在一起，这就把制度问题变成了算法问题，把算法问题变成制度问题。
9. 拜占庭政治经济学
过去总有人认为，计算机科学和经济学是两个根本搭不上边的学科，而现在，这两者在某种程度上同时处理一个结构相似的问题（即分布式的协调），并达成相似解决方案（共识算法和市场机构），这是个奇特的时代。
更有趣的观点是，区块链技术实际上正在将世界结合在一起。区块链可以为产权信息提供可信的去中心化账本，并在信息发生变化时对其进行验证和更新，智能合约也具备了产权的执行能力。
社会主义者希望中心化计算机能取代市场的想法可能并不现实。实际上，区块链技术有机会同时取代市场与政府职能。
不论多么强调自由，市场始终需要治理。自由市场的局限性在于，不论市场发展到什么程度，产权交易的记录、验证和核实的能力始终归国家所有。国家提供了账本服务，作为回报，就需要征税为其提供资金。
而区块链是一种新的容错治理技术，能够为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提供治理支撑。算法与制度在不断地转化交融，这让我们得以一瞥遥远的乌有乡。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拜占庭政治经济学。
责任编辑：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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