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兴事件到中国高科技产业发展命运的解读

“中兴事件出来后，发现中美贸易的某些领域似乎不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非做买卖不可的逻辑，不是大不了让你多赚一点钱的逻辑，而是在关键技术上，你出多少钱我都不卖的逻辑。对于中国半导体行业而言，这就从商业逻辑变成了生存逻辑了。”

5月7日-9日，PE和VC行业的全球顶级论坛之一，SuperReturn China 2018在北京举行。时值中美经贸关系紧张，中兴事件影响发酵，中国资本投资美国高科技公司风声鹤唳之际。《财经》记者在论坛现场采访了数名频繁往来中美的重量级投资人，请他们对中美高科技投资的前景，中国高科技产业尤其是半导体产业的发展思路各抒己见。

情况到底有多严重

《财经》：最近中美经贸关系阴云密布，中国对美国的高科技投资更是美国政府的盯防重点。首先我想听听诸位对现状的判断，情况有多严重？

王戈（国科嘉和管理合伙人）：大家的讨论焦点是特朗普上台之后怎么样了，其实美国政府对中国公司到美国投资高科技一直在限制，回看十年，限制可以说越来越严。中兴这个事情又是一个转折点，中兴事情出来之后，首先，中国对于美国高科技领域的并购可能性趋于零，CFIUS（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基本上是不会批。然后中后期的投资项目也悬，一个差不多产品和业务已经成熟的公司，中资背景主体过去买百分之几十的股份，这种事情以后可能性不大。

袁文达（红点中国主管合伙人）：限制的确一直都有，目前的态势下我也同意并购基本上没戏了。中兴事件的意义就是把窗户纸捅破了，大家原来不知道或不相信脖子上套了一根绳子，现在清醒过来了。特朗普的做法不光是后端限制，他在前期就开始提防你。前不久他有个讲话，说要限制STEM专业（science\technology\engineer\mathematics）中国学生的签证发放。当然这只是提议，还没有变成现实。但是投资交流的大门是不是就此关上？我认为不一定。开放是美国的立国之本，两百年的传统，不会一下子就颠覆。

Peter Fuhrman（中国首创（China First Capital）创始人、董事长）：尽管特朗普正在施加压力，但这个控制中国进入美国高科技市场的过程并不新鲜，也不太可能在短期内结束。美国对中国的限制已经逐步收紧，先是阻止中国购买，然后阻止投资，最后阻止中国成为美国技术公司的客户。随着中国经济迅速现代化，中国技术产业的实力和规模日益增长，但面对美国这种压力时，中国也变得更脆弱了。

《财经》：这个问题很重要，当下的形势是短期风波还是长期趋势？我们是不是夸大了中兴事件的影响？美国是个法治国家，迄今我们并没有看到美国出台了什么针对中国的新法律，而且特朗普能不能再干一届也很难说，他任期的后半段会不会发生变化也难说。如果我们把短期风波当成长期趋势，结果会不会适得其反？

王戈：这是个好问题，我们当然不能自己吓自己。但是我个人的看法，这不是个短期风波。美国不需要出台新的法律，CFIUS的自由裁量权已经很大了。就我所知，在机电行业内2017年就有3000万美元总量并购的小项目被CIFUS给否了，而且涉及的并非敏感技术，这些都反映了大的趋势。

袁文达：希望不是长期的趋势。美国每两年会有一次议会选举，今年11月份就有选举，美中的谈判也正在进行中，对中国持强硬姿态有可能是特朗普的一种策略。我觉得特朗普最终还是要跟中国做生意的，所以在高科技的投资贸易上不会把大门关死，比如芯片产业，EDA（设计软件）和制造封装设备照样卖给你。当然它不会卖最先进的给你，它会保持代差。你自己该补什么就补什么，一步步往产业高端爬。

Peter Fuhrman：我认为是长期趋势。里面一部分是策略性的，但主要是战略性的，因为美中之间国家利益的冲突越来越明显。中国企业有理由感到担忧，但许多美国科技公司也感到自己受到了华盛顿的不公平惩罚，太平洋两岸都感到了疼痛。美国技术公司需要中国的资本和市场，对美国技术公司的长期增长和盈利而言，美国之外没有哪个国家比中国更关键。在特朗普之前，美国技术公司通过在华盛顿的游说来保持对中国开放技术贸易。特朗普因为不依赖外部竞选捐款，因此较少受到技术行业投放到华盛顿的资金和舆论的影响。

袁文达：确实很难讲。特朗普在美国的支持率很高，说明他的做法有广泛的选民基础，不能排除他这个抽风的姿态还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财经》：从你们的业务角度，这种形势下投资策略该做哪些调整？

王戈：第一跨境对美国高科技公司的中后期投资和并购机会不大了；第二到目前为止， VC阶段的项目整体来讲并没有受到严格限制，因此在美国的技术类投资就会越来越靠前，越来越早期；第三个是技术专利的合法合规要重视，特别是工程技术类的项目，把知识产权律师找好，然后在中国内地就地孵化。

袁文达：红点是硅谷的基金，红点中国主要是投中国国内的项目，因此受的影响比别的基金要小一些。但是人员交流受限真是个大问题，听说美国对中国的十年签证政策可能也会收紧，这个对人才的回流有直接影响，本来这些年从美国回流的人才层次越来越高，创业项目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这个对半导体行业的影响尤其大，这个行业的人才国内特别稀缺。但特朗普这么做对美国的长期竞争力也是不利的，昨天我看到一篇文章，说美国国家科学院的院士里，来自中国大陆的，从大陆读完本科出去的就有30人了。如果凡是中国人都不用，凡是中国的资金都拒绝的话，对美国也是很大的伤害。

王戈：我去硅谷访问VC基金业协会，他们告诉我2016年硅谷硬件类投资中大约有40%的资金来自中国，相信目前特朗普政府的做法对于美国自身发展也会有损害。

Peter Fuhrman：来自中国的钱少了意味着美国技术公司的整体收入变少了。冲击会体现在股价、年度利润、员工工资和CEO的奖金上。

中国的对策是更努力地推动国内技术产业尤其是半导体产业的发展。美国一侧，我们能看到的美国公司唯一切实可行的对策是在中国国内市场上变得更加积极——直接在中国建立公司、建立研发和销售团队。大部分美国技术公司——不是高通英特尔那样的巨头，而是在行业中占据较大份额的中型公司——都没有投入资源在中国建立业务，他们只是通过在中国的中介机构从中国客户那里接高利润订单，这种方式需要改变。

芯片业能重演两弹一星模式吗

《财经》：中兴事件让芯片走出行业圈子成了全社会的热点，诸位都有很深的半导体行业背景，或者很熟悉半导体行业。你们认为中兴事件后，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发展轨道会发生什么变化？

王戈：凡事都有两面性，我觉得长期看这对于中国半导体行业的发展也是个好事，这次是美国人帮中国人统一了认识。中国政府对芯片一直很重视，大基金（中国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以政府背景的资金为主）2014年就成立了，首期募集1500亿元，二期据说很快要宣布，不会低于一期的规模。所以相信政府的高层领导对这个事情是有清晰判断的，但是到了执行层，可能以前大家想法也不太一致。自主原创技术重要不重要？谁都承认重要。但是在具体落实环节上，省部一级领导有时候也会从商业化角度和其它一些因素考虑问题，比如买是不是性价比更高，更加符合市场规律，租是不是也可以？中兴事件出来后，发现中美贸易的某些领域似乎不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非做买卖不可的逻辑，不是大不了让你多赚一点钱的逻辑，而是在关键技术上，你出多少钱我都不卖的逻辑。对于中国半导体行业而言，这就从商业逻辑变成了生存逻辑了。

逻辑的转换意味着什么呢？有可能出现两个结果，第一、政府统筹，集中力量办大事，我随便举个例子——把所有的设计核心芯片的研究所集中，成立一个国字头的芯片研发生产机构；第二投资转向，原先按照市场逻辑犹豫投不投的，现在就是投，大量的钱涌进来投。原先为何犹豫？因为技术还不够成熟，没法商业化。现在不讲市场逻辑了，自主可控就好。

所以投资逻辑也得跟着变。按原来的投资逻辑，技术必须经得起商业化检验，市场要大，而且不能是单靠政府支持的市场。说白了这就是硅谷的投资逻辑，中国VC/PE行业早期入行的人都是硅谷教出来的学生。

《财经》：回到两弹一星模式了！

王戈：也许吧，但是除此之外又能怎么做呢？如果这个东西必须有，别人又不卖你，只能不惜代价自己搞出来。

《财经》：问题是孤岛里面能搞出好东西来吗？

王戈：首先是不要夜郎自大，半导体这个行业整体来讲中国确实和美国有相当的差距。但更不能妄自菲薄，中国改革开放40年奠定了巨大的财富基础、应用和产业链基础。半导体行业也形成了一定的技术基础。潜下心来，耐心+投入，找准目标，问题导向补好短板，我们还是很有希望的。

《财经》：至少不能自己把门关上。

王戈：我们产业界肯定不能自己把门关上，这是自寻死路。如果能买能合作，谁不愿意合作交流呢？但如果人家不想和你合作，你再想也没用啊。

《财经》：芯片这个事情真的是砸钱就能砸出来的吗？

王戈：做芯片需要三个东西：人、时间、钱。圈外人都是看钱，但今天在中国钱能解决的问题就不是问题。半导体行业最大问题是核心人才，然后需要耐心，大炼芯片的结局一定和大炼钢铁一样。半导体行业国家已经投了几千亿了，但是十几年下来差距还是不小，这种情况下要能沉得住气，咬着牙接着投入接着追赶，否则你之前的几千亿就全打水漂了。

袁文达：基础芯片确实得政府基金去投，成本高，时间长，风险大，私人资本很难承受。但是中国的政府基金，大基金也好，CIC（中投公司）也好，地方政府的投资基金也好，追求的也是低风险，就是这个钱可以不挣钱，但是绝对不能折了。中国包括国家基金在内的所有投资基金，都是第一我不能失败，第二成功要快，五年八年后才有结果的事不做，但是半导体行业想做出来一家公司可不是五年八年的事情。所以低风险快速回报一定不是大基金干的事。大基金就是投一些很基础的项目，解决私营企业解决不了的问题，它投入就是为了赔钱，十年内就是赔钱。

私人资本投半导体的话得投贴近市场的应用芯片，比如视觉识别，用户是海康，大华，商汤这些公司，他们对接的是庞大的政府市场，回报有保证。但是整体而言，半导体行业不是一个好的投资概念。我在英特尔工作4年，参与了486和586的开发，算很懂半导体行业的人了，之后又做了15年的半导体投资。中微半导体就是我们投的，国内做芯片加工设备最领先的公司，2003年成立，刚刚开始小规模盈利。我们从2003年进去到2015年退出，回报是1.2倍，跟互联网行业的知名公司完全无法相提并论。

王戈：基础芯片就是国家的事，我同意这个观点。半导体行业投几十亿进去连个水花都没有，这个行业我们戏称为全世界最辛苦的行业，恨不得看大门的都是博士，花钱最多，时间最长，又不挣钱。但的的确确是产业命脉，战略支撑点。中国要是小国家，这个产业没有也就算了，但既然是大国，就要有重器。

Peter Fuhrman：我没有那么悲观。美国政府加强限制后，美国技术公司很可能增加对华投资，这对中国是好事。因为不像早期来华寻求廉价劳动力的美国投资者，技术公司来华时，带来的是高工资岗位，强管理体系和研发能力。

《财经》：最后一个问题，为何中国加入WTO已经17年，却要重回两弹一星模式？

袁文达：从火柴肥皂一直到航天飞机全都自己造的，全世界只有一个国家，就是中国。既然不认同所谓的普世价值，决定走自己的路，这就是不得不做的选择。

王戈：从国内半导体产业看，我们一直希望和美国产业界和平共处，双赢发展，目前的局面，个人认为中国完全是被逼无奈，中国应当采取底线思维，争取最好，避免最坏。

Peter Fuhrman：中国企业不应该把自己关在小屋子里做事情，中国企业能够而且应该做更多工作，切实可行的一个方式就是与美国科技公司建立合资企业来帮助它们在中国发展。我非常喜欢这种商业模式，并一直与一些国内民营上市公司合作这方面的投资。这不是公众熟知的英特尔、高通、西部数据这些美国大公司与中国大型国企的合作，而是与美国中型科技公司的规模较小的合作项目。这些合作可以迅速进入市场，并在三个层面取得成功——促成更多的美国科技产品在中国生产，更多的产品在中国销售，并帮助美国公司改善自己的全球供应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