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城市的预期是否需要下调

从2012年城乡住建部出台《国家智慧城市试点暂行管理办法》，提出国家智慧城市试点申报和实施管理等内容，至今已经过去了八年。在这八年间，智慧城市建设从最初的“星星之火”，走向了“百花齐放”，无论是沿海城市，还是中西部地区，都加入到智慧城市建设的浪潮中。

“最多跑一次”、“交通大脑”、“刷脸认证”……似乎这些“高科技”已经融入了我们日常生活中，智慧城市的建设也似乎卓有成效。

但在这次疫情中，似乎一切又都回到了原点：网格员上门手工登记信息、防疫宣传全靠“喊”、数据缺乏共享机制导致各部门无法做出及时响应……

这不仅让人们开始反思，智慧城市建设是不是也有“虚火”，我们是否需要下调对智慧城市的预期？

智慧城市仍在初级阶段

疫情这样的突发状况，暴露了当前智慧城市建设的问题，但这并不代表智慧城市建设是失败的，只能说明智慧城市建设还在初级阶段，我们应该下调对智慧城市的“期待”。就像不能指望一个3岁的孩子会解高数题一样，我们也不能期望智慧城市能解决所有的城市问题。

早在2018年全球智能+新商业峰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阿里巴巴技术委员会主席王坚在演讲中就提到：几乎所有地方都在讲“智慧城市”，我们的城市为此多花了很多钱，多买了很多硬件。但我们所处的“智慧城市”是一个没有大脑的城市。

浪潮集团副总裁、智慧城市事业部总经理姜振华在接受亿欧科创采访时也说道：“目前各界对智慧城市的期望值太高，还需要理性认识。”

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和产业发展部于2020年1月在北京发布的《新型智慧城市发展报告2018-2019》中指出，我国智慧城市建设分为：准备期、起步期和成长期三个阶段，处于起步期和成长期城市从两年前的7.7%增长到80%，而处于准备期的城市占比则从42.3%下降到11.6%。

数据反映出我国智慧城市建设正在从“整体规划”走向“全面落地”;但同时也折射出：全面的智慧城市建设才刚刚开始，我们距离真正意义上的“智慧”还有很远的距离。

处于智慧城市建设的“初级阶段”，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问题。最典型的问题是：地区不平衡、数据不互通以及应用建设落后。

在地区不平衡方面，智慧城市建设与各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虽然从媒体消息中常常能看到东部沿海城市在如火如荼建设智慧城市的消息，但还需要注意的是，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智慧城市建设相对滞后。此外，还有部分中小型城市和乡村的信息化和智慧化建设效果并不理想。

在数据共享方面，某些政府内部、政府部门之间、区域政府之间缺乏了数据共享的机制。这虽然会增加一定的沟通成本，但在平时并不会造成太大的问题。但是，在疫情这样的突发状况下，缺乏数据共享机制的弊端集中显现，加重了疫情防控的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这也是让不少人质疑智慧城市建设是否有效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应用效果方面，目前多数智慧城市建设以服务政府为主，缺少面向市民和企业的应用体系。因此虽然智慧城市能帮助政府实现精细化管理，但对普通的市民而言，对智慧城市建设成果的感知并不强烈。

智慧城市建设还处于初级阶段，我们的确应该下调对智慧城市成果的期待，但是却应该坚定对智慧城市未来的信心。

疫情后更应看好智慧城市

从宏观发展的角度来看，“新基建”是有效对冲疫情影响和经济下行最简单且有效的办法，而智慧城市建设是新基建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何理解“新基建”？恒大研究院任泽平认为，新基建的关键在于“新”，比如要调整投资领域，在补齐铁路、公路、轨道交通等传统基建的基础上，大力发展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智慧城市、教育医疗等新型基建，以改革创新稳增长。

智慧城市是新基建中“新”的代表之一;同时，智慧城市也是5G、人工智能等技术落地应用最大的场景。从这个角度来看，疫情后智慧城市建设将迎来更大的发展空间。

从智慧城市建设的角度来看，疫情不仅倒逼了各地政府升级城市信息化和智慧化建设，也让各地政府意识到了智慧城市建设“实用性”的重要。

数据是智慧城市运行的重要基础，收集的数据量越大，数据融合的程度越高，城市就越“智慧”。

在采访中，浪潮集团姜振华在谈及疫情对智慧城市建设影响时说道：通过此次疫情，政府排查的手段提升了;疫情期间的摸排，使得政府部门更精确地掌握了城市人口、企业和物资等数据。

比如，疫情期间，多地政府纷纷推出“健康码”，市民或返岗人员在线填写个人信息后可以得到个人专属二维码，该二维码可以作为当地出入通行的电子凭证，实现一次申报，全市/区通用。2月29日，为逐步实现各地区健康码互信互认，国家政务平台也推出了“防疫健康信息码”，并出台《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防疫健康信息码接口标准》。

姜振华告诉亿欧：“以济南为例，健康码在社区首先启用，在启用过程中，把人员的数据通过“码”的形式初始化，在这过程中，小区的出入口能够实现数据更新，并实时将数据同步至公安部门。基础数据收集上来后，很快就能应用到疑似病例排查和其他社区配套服务中。

而在疫情过后，在疫情期间收集到的精确的数据，同样也能应用到智慧城市建设的其他方面。

此外，疫情是一盆“冷水”，但这盆冷水让相关部门更清醒和理性地认识到了智慧城市建设的本质和意义。姜振华也认为：疫情有效推动智慧城市走向实用，未来有关部门也会更加重视智慧城市的建设。

疫情暴露的问题是：平时能够解决各种问题的系统，在应对突发事件时的表现，距离预期还存在不少差距。在智慧城市建设的前期，还存在着个别重复建设和浪费的情况。

可以预见的是，疫情加深了各部门对智慧城市的认识，也让各部门更重视智慧城市的建设。因此疫情后智慧城市的建设，将更有“章法”。

比如，在疫情期间，上海市政府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快智慧城市建设的若干意见》，希望通过智慧城市建设，全面推动城市数据的共享、运用和管理。可以发现，其智慧城市建设的重点和思路愈发清晰。

总的来说，疫情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暴露出了当前智慧城市建设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让各部门更清晰和理性地认识到了智慧城市建设的意义和重点。

眼下，对待“智慧城市”，我们需要下调对它的预期，因为目前的城市还的确不够“智慧”;但从长远来看，疫情过后，智慧城市的市场规模不仅有望继续扩大，建设的质量和实用性也会有所提升，值得长期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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