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迁是磁性元件企业发展的归宿吗？

2008年，广东省提出“腾笼换鸟”，也叫“双转移战略”，以及8 个配套文件等一系列政策措施，率先开始进行产业转移。而从2014年开始，整个东部沿海地区都开始推行腾笼换鸟政策，10年过去，磁性元件产业转移效果如何?这一过程中又有哪些经验教训值得我们深思?

产业迁移的历史背景

多数分析认为，从第一次工业革命至今，全球一共完成了四次大规模、大范围的产业转移，每一次的持续时间约20-30 年。第一次产业转移发生于18世纪末到19世纪上半叶; 第二次产业转移发生于20世纪50—60年代;第三次产业转移发生于20世纪70—80年代;第四次产业转移发生于20世纪90年代—2012年;当前，全球正处于第五次产业转移的浪潮之中。

过去一百年，中国历史上发生过两次规模宏大的产业迁移。第一次是抗日战争时期，为了避免民族工业毁于战火，沿海和沿江下游的工厂企业集体内迁;第二次是1964年到70年代末的三线建设，当时出于战备需要将国防科工企业迁往西北西南地区;而当前中国正处于第三次产业迁移和产业转型的协调阶段。

2012年，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首次出现了绝对下降，到达“刘易斯拐点”。近年来，一线城市高房价对制造业持续挤出，促使产业结构向更高附加值的中高端服务业聚集。目前北上广深的第三产业占比均已突破60%，中国一线城市的最终产业发展形态可能类似于纽约和东京，成为一个服务型和消费型社会。

过去三年，中高端制造业(半导体、通信设备、电子元件)向地理纵深发展，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从沿海向中部区域的核心城市迁移的特征，促使中部核心二线城市崛起，形成以新兴制造为核心的产业链基础，比如合肥的中科系，郑州的富士康系，武汉的光谷系，西安、成都、贵阳的半导体、电子、光电产业等。

回到我们所熟悉的磁性元件产业，同样形成了成渝经济圈、环江西经济圈以及以武汉为核心的长江经济带三大聚集地，承接长三角、珠三角外溢的磁性元件企业。

腾笼换鸟政策最早提出于2008年，且刚提出就遭遇全球性金融危机，初期一度遭到当地企业与政府的反弹，但真正大规模的实施则是在2014年以后。在民间始终有一种论调，认为腾笼换鸟是民企之殇，认为它“搞死了一大批企业”，且拥趸者众。

那么，真实的磁性元件产业迁移究竟是什么状况?投身其中的磁性元件企业对此有何说法?

内迁的挑战

从企业的角度看，内迁主要还是为了寻求更低的生产成本，但这个决定也会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和困难，区别只在于程度的不同。

深圳市大润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大润科技”)总经理王金斗如此向我们描述磁性元件企业内迁的实际情况：“磁性元件企业搬迁过去，就像一棵大树一样，挖过去想把它养活，那是很很麻烦的。磁性元件企业内迁不是简单地把厂房和设备搬过去就能生产，在这个过程中如何适应本地的环境，政府处理理问题的流程和方式，客户是否接受你的服务半径，人才的引进和成本的管理是否跟得上等等，到内地去就相当于再创业，至少付出超过原厂地 300% 的努力，通过五年、十年的积累可能才会慢慢成长起来，这是磁性元件企业内迁必须有的决心与思想准备。”

磁性元件企业内迁最大的困难在于用工。湖北中科华冶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营销总监邓耀德表示，“一方面，内地员工相比沿海城市勤劳度要低一些，比如不太愿意上夜班，这是接受新事物的一个过程吧，我觉得未来会慢慢好起来的;另一方面，相对的内陆城市高端人才被稀释了，而且也更难引进。”

王金斗也提到了上述现象，同时也给出了大润科技的解决之道。“第一是以老带新。将原有的人才从这边引过去，然后一传二、二传四、四传八，只能采取这种方式;第二是就地取才，跟当地高校合作，比如从贵州大学引进本科生、研究生;第三是改变当地员工的思想观念，加强福利待遇，让当地员工感受到在家里跟在外面一样，个人价值不一定非要到沿海城市才能体现，内地能够体现个人价值的地方也有很多。这些都是需要长期的积累，目前安顺乾辰谷材90%以上都是本地员工，包括工程、品质等关键岗位，是过去五年的努力才换来的结果。”

其次则是如何获取当地政府的信任度。虽然各地政府始终在不遗余力地招商引资，但近年来骗补项目频频出现，增加了企业获取政府信任的难度。“如何取得政府的信任，体现你的价值所在，从而鼎力支持你的发展。第一步是肯定是经过考验的，千言万语不如行动一次，很多东西需要你用行动证明，用业绩说话，而不是用嘴巴去跟人家狡辩。用行动和业绩证明项目是有价值的，政府自然慢慢地也会变得信任你、支持你、扶持你。”王金斗如此说道。

五年一大变：内迁磁性元件企业的蜕变

2018年的贵州正在积极承接珠三角、长三角及港澳台地区的产业转移，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进一步拓展新的开放合作空间，引进一批优质项目落户建设。正是这一年，王金斗将大润科技的公司的研发中心和工厂迁至贵州省安顺市，并成立安顺市乾辰谷材科技有限公司。

短短5年时间里，大润科技从传统的三层绝缘线，扩展至拉丝、挤出、漆包、自粘、线饼加工、绞线、膜包、压方等磁性元件线材相关8个环节，具备了电磁线一站式服务能力，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蜕变，每年保持着35%以上的增长，营收从6000万增长至2023年的 4-4.5 亿(初步统计)。

乾辰谷材膜包压方线生产车间，2023年8月落成

2024年1月18日，乾辰谷材新材料建设项目开工仪式圆满完成，该项目总占面积186.44亩，年产量3.5万吨以上，引进“新型智能生态 4.0+产业园”概念，根据企业产品生产流程与工艺，将管理、运营、研发、生产、仓储、运输、生活配套等一系列企业运转职能部门通盘考量、有机结合，这也将给大润科技(乾辰谷材)未来5-10年间，产值突破30亿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而大润科技的内迁发展之路，同样也是众多磁性元件企业发展历程的一个缩影。

内迁新趋势：从被动到主动

中西部分布了中国重要的农业资源、能源原材料资源。更重要的是，这个地区继承了上世纪六十年代"三线建设"留下的大量工业制造基础和国防科工资源，如成都主要接收轻工业与电子工业，贵阳主要接收光电工业等。

自2018年初以来，随着产业内迁的逐步推进，中西部15个省份的出口累计增加94%。根据数据提供商司尔亚司数据信息有限公司(CEIC)编制的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8月份的12个月里，这些省份的出口总额达到6,300亿美元，超过了同期印度(4,250亿美元)、墨西哥(5,900亿美元)和越南(3,460亿美元)的出口额。

中西部地区正以全新的面貌焕发出原有工业基础的光彩，而这背后的原因，则是产业内迁由被动向主动的转变，企业开始寻求市场更有效的资源配置。

据王金斗介绍，“目前磁性元件行业的内迁主要集中在三大区域。一是成渝经济圈，像国家的双飞、航空在成渝经济圈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是磁性元件未来很大的一个增长点，甚至可能超越珠三角和长三角;二是环江西经济圈，比如长三角浙江、江苏，以及福建都跟江西交界，很多磁性元件企业都往江西去;第三是以武汉为核心的长江经济带。”

大约5年前，上述区域开始大量承接来自珠三角、长三角的电子产业，经过这5年的发展逐渐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未来十年将逐渐形成集群效应，”王金斗这样认为，“有一个大家可能没有意识到的原因，其实现在做磁性元件的企业家，至少 50% 以上都是我们 70 后，30%以上是 80 后，少部分是 60 后。70后有着浓厚的落叶归根思想，进入50 岁以后，自然而然的就会把他们所创业的价值、创业的精神和管理方式带回自己的家乡或者带到内地去。同样的内地也需要这些投资，认可这些磁性元件企业的价值，双方可说是一拍即合，加上沿海城市的政策收缩，多方面因素共同促成，磁性元件产业的内迁也逐渐由当初的被动转变为主动。”

乾辰谷材新材料建设项目二期

更为重要的是，随着国家对大数据、智能化的大力推广，内迁企业不断地推动政府的的改革，地方政府也会定期出来招商、学习和交流，目前地方政府办事效率有了实实在在的提高。

王金斗提到前不久新材料项目二期工程建设期间刚发生的一件事，“就在元旦那天，市委书记上午一大早就出现在项目现场，要求区委区政府一定要以深圳的效率和速度，加班加点推进项目的落地，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看到了政府改革和解决问题的决心，跟10年甚至5年前是完全不一样的。”

磁性元件产业内迁才刚开始，蝴蝶效应还在积极地发挥作用。相信随着首批内迁磁性元件企业所树立的标杆效应，加上地方政府积极地招商引资，未来内地磁性元件产业的腾飞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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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编辑 黄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