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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我们的宣传是正面的，他们到处说华为不好，这么伟大的人物关心这样一只‘小兔子’、‘小老鼠’的问题，那这只‘小兔子’、‘小老鼠’一定很厉害。”华为近来一直面临来自美国和部分西方国家的政治压力，但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CNBC）的采访时，其创始人任正非表现得云淡风轻，甚至直言“美国害怕华为”。
在采访中，任正非来者不拒地回答了关于华为的创办、他的管理风格、华为与中美等各个国家的关系、孟晚舟女士被扣押、对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认知以及一些技术观点的问题。
他指出，华为是靠自己的力量成长起来的，与中国政府的关系主要就是两点，首先是要遵守中国的法律、第二是要向中国政府缴税，和在开展有业务的170多个国家（和地区）没有区别。中国没有任何法律要求企业安装后门或收集外国情报，华为自身也绝对不会听谁的指示去安装后门，“这是绝对不会有的事情”。
针对来自美国的打击、施压，他幽默地表示美国政府说华为不好，反而让全世界都知道华为好：“美国太强大了，怕一个小公司，别的国家说‘你的东西真那么好，让美国都害怕了，干脆不要测试了，我们直接下单买吧’，有钱的石油国家就是这样买的，它们有钱。”
同时他亦披露，今年一季度华为终端销售的增长超过70%，网络设备的增长去年是-1.5%、今年一季度增长15%，“我们还在增长，并没有衰退，说明对我们没多大影响”。
对于孟晚舟女士被扣押一事，任正非表示相信司法程序能解决这个问题，等待法律做出结论：“我自认为可能他们没有那么多证据，也没有那么多事实。因为我们公司自创建以来，就是‘夹着尾巴做人’的，不觉得我们自己有什么可骄傲的东西，可以凌驾在任何国家的法律、任何国家的技术上。如果我们不遵纪守法，可能一天都活不下来。”
他还将女儿比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架被打得千疮百孔还在飞行的伊尔2轰炸机：“她现在的处境就是这样的，如果返航了，她可能就是英雄了。我估计有可能她将来会当英雄。”
因为特朗普“在一个民主国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把税收大幅度降下来”，任正非认为他是一位“伟大的总统”，但在全面考虑引进外国资金到美国方面思考不足，“今天吓唬这个国家，明天吓唬那个公司，到处乱抓人”。同时也很表示欢迎特朗普来深圳总部参观。
面对未来二、三十年，任正非认为最大的技术发展是人工智能的实验和应用，华为的发展方向一是把联接做到世界最好、二是在边缘计算和存储领域上也做到世界最好（以此来改变冯·诺依曼结构）、再者也争取为云的社会做出贡献。
采访4月15日首次在CNBC的Squawk Box Asia播出，采访全程将于4月19日（星期五）上午9点（新加坡/香港时间）通过CNBC对话特别专题播出。
以下为任正非接受CNBC采访纪要：
阿尔琼·卡帕尔：任先生，您是三十多年之前花了5000美元创办的华为，当时创立华为时，您是怎么想的？对这个公司未来的发展有怎样的期望？
任正非：当时创立华为的时代背景，其实我们还不太理解中国正在开放改革。因为国家要走向开放改革，其实我们基层老百姓并不太理解党中央的重要决定，那时面临着党中央不断把中国的军队裁掉，因为当年的中国军队太庞大了，要裁减军队。不止我们不理解，连军队高层领导也不理解，他们认为是裁掉杂牌部队，保持正规军。结果我们作为杂牌部队首先被裁掉，铁道兵和机械工程兵属于不是打仗的部队，先被裁掉了。裁掉以后，把我们分到各个地方，那时中国开始市场经济，至少沿海在开始市场经济了，已经不是过去的计划经济时代。从军队过渡到市场经济开放的深圳前沿，我们非常不适应，就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在国有企业工作就犯错误，因为不知道市场经济怎么做，肯定就做错了。做错以后离开单位，要找出路，出路在哪？不知道。
但是，我们还是有一个懵懵感觉——通信要大发展，我们能不能在通信里面找到机会？因为这个市场大。当时我们认为，做一个小东西总能卖一卖，但是不懂得通信是全城全网的，要连通全世界的，只要它不标准，不可能进入这个网络销售。实际上我们走进了一条残酷的道路，标准很高，公司很小，没有资本，也没有技术，当时是极端困难的。
我是学建筑的，电子技术是自学的，而且是模拟技术，即模拟的自动控制。当时的模拟控制是比例积分、微分的控制方式。当我离开军队走向社会时，已经是186、286、386的电脑时代，这个时代我们很不适应。所以，我们那时出来以后，需要寻找一种工作机会来养活家庭。因为幼稚，以为这个产业很大，以为我们能赚点钱，进来才知道通信这个产业太残酷了。但是已经没有退路了，因为我们总共只有2万多人民币，创办公司时需要缴各种费用，拿到证时已经没钱了。如果我们再退回去做别的东西，我们一点资本都没有了，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只能咬牙做下来了。
阿尔琼·卡帕尔：您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里面待过，而且也经历过中国的困难时期（包括大饥荒）。在这段时期，您学到的哪些东西帮助了华为初期的成长，而且塑造了您整个公司管理的理念？
任正非：爱立信的CEO曾经问过我，当然，当时我们公司还是“毛毛虫”起步的时候，爱立信已经是非常大的公司。过了二十多年后，爱立信的CEO曾问我：“你怎么胆子这么大，敢迈这么高的门槛？”当时通信行业门槛特别高。我告诉他：“因为不知道有门槛，我就迈进来了，迈进来以后才知道门槛高，但是退不出去了。”
虽然我经历了中国大饥荒的时期，也经历了大饥荒以后经济恢复的时期，也参加了中国引进法国的大工程。对我来说，有什么人生启迪呢？就是“吃苦”。因为我们在年轻时没有理想，不是想穿一件好衣服、读一个高学校，我们就是想把肚子吃饱，所以我们的理想就是吃饱饭。后来参军以后，我们在东北建设辽阳化纤总厂，当时是从法国引进的世界先进设备，自动控制水平很高。当时东北零下二十多度，我们的房子是很简陋的土坯房，多数房子都漏风。晚上在宿舍里，一定要有一个战士轮流烧火，如果不轮流烧火，火灭了，可能大家都会冻僵。一边是这样的生活，一边是高度现代化工厂的建设，就是“冰火两重天”。但是对我来说是很兴奋的，毕竟在中国搞文化革命时不重视技术、不重视文化、不重视知识的时代，我们碰到一个必须要有知识、必须要有文化、必须要有技术才能完成的工程。生活极端艰苦，工作极端世界先进化，对我人生是有很大锻炼的。
同时，那时我们不能检验外国的仪器，中国也买不到检验仪器，我就发明了一个仪器。今天看来这个仪器不算是什么技术创新，但是那个时代算是一个小小的不错的发明。正好碰到中国改革开放，中国要重视技术、重视人才、重视文化了，我刚好有这样一个发明，就被国家放大成一个大成就，给了我一个较高一点的地位。但是这个地位还没有坐稳，我就遇上了大裁军，全部集体转业，那我又落下来了，重新走市场经济的道路。
阿尔琼·卡帕尔：您刚才提到爱立信的CEO说“华为怎么这么大胆，一下跳到电信产业”，今天华为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电信设备制造商，华为一路走来，它的发展驱动因素是什么？
任正非：我从小就没有什么兴趣爱好，主要是因为家庭贫穷，唯有的兴趣爱好就是看书、做作业，或者找一些报纸的边角纸来解解方程。这种兴趣爱好在文化革命时期，我也通过数学的推演设计了一种仪器，这种仪器后来又被国家高度肯定。作为我人生来说，对科研是有所感觉的，因为我做了小项目。
当我们公司走进电信大门时，开始帮人家代售机器，赚点小钱。后来人家不怎么给我们了，我们利用代售机器的经验去做了40门农村交换机，给40个用户能用的交换机。这种交换机可以给酒店、小单位用，从两台万用表和一台示波器开始做，逐步走上这条路。
同时，我在集体转业栽跟头以后，读了大量法律书籍，使我理解了市场是两个东西组成的：一个是货物，一个是客户，货物和客户之间交易就是法律。我们不可能拥有客户，只能拥有货物，要懂得法律。我通过自学懂得了法律，然后集中精力研究货物，就要搞科研，自己研究才能产生货物。
阿尔琼·卡帕尔：谈谈您的管理风格。您在面向内部员工进行演讲时，经常会使用一些军用语，包括战斗性语言，这对您来说是一场战役吗？
任正非：我讲的是压强原则。坦克可以走过沼泽地，但是在一个很坚韧的地方，针是可以扎进去。我们公司是投资有限、技术有限……样样都有限，如果我们做一个很宽的面，一定不可能成功。我们就像“针”一样，盯死一个地方，针是可以戳进去的。用了这个压强原则，我们把它比喻成攻克一个“城墙口”，几百人冲锋对准这个“城墙口”，几千人冲锋对准这个“城墙口”，几万人、十几万人还是对准这个“城墙口”冲锋，每年炸这个“城墙口”的“弹药量”已经超过了200亿美元。所以，我们公司很熟悉一个名词，叫做“范弗里特弹药量”，这是美国将军发明的。我们对准这个口“轰炸”，逐渐在一个窄窄的面开始领先西方，这样我们有了市场基础，就有了资金积累；资金积累以后，我们还是不分散，集中对这个“城墙口”进攻，所以我们逐渐在这个窄窄的面上开始领先了市场。
其实所有西方公司都这样做，比如微软只做Windows和Office，亚马逊也是，Google也是，Intel也是只做芯片。美国公司不像中国公司一样办很多企业，但是每个企业都不是优秀。美国公司就是一个窄窄的面前进，其实我们是向美国学习。
为什么会用一些术语呢？因为术语最简单，让大家明白。如果要解释商业怎么做的行为，没有一些好的名词来形容它，就借用了这些名词。
阿尔琼·卡帕尔：您这种军事化风格的演讲方式让华为员工充满了干劲呢，还是有时候被军事化的演讲风格所吓到了呢？
任正非：我认为，被吓到的人应该也很多，因为我们离职的员工应该有16万人。现在公司总员工数是18万多人，经过华为公司这个门的虚拟人数有30-40万人，实际留下只有18万人。大家为什么能接受？因为要产生粮食、要创造成果，不然就养不活自己。养不活自己就不可能生存，所以大家就习惯了这些名词，也不存在被吓到的问题。
阿尔琼·卡帕尔：任总，我们再来看看其他一些针对华为的批评。有些政府批评华为和中国政府的关系问题，他们也提出了一些关切，跟您原来作为共产党员的经历有关，也会说这对于华为的运营意味着什么；还一些国家的政府提出华为有可能帮助中国政府从事间谍活动，存在这样的风险。其实这都是非常强烈的批评，对于这些批评，您如何回应？
任正非：我们在中国是一家中国公司，首先要遵守中国的法律，第二要向中国政府缴税。我们和中国政府的关系主要是以上两点。我们在别的国家有很多子公司，也是这两点，遵守所在国家的法律，在这个国家缴税。如果我们在170多个国家没有缴纳税收，没有遵守这个国家的法律，我们在那个国家也不会生存下来。主要是这两个原则。
我们的财务报表，是由KPMG审计的。至于中国政府是否给我们提供了支持，在财务报表上会有反映的，KPMG不会有意识去刻意隐瞒。所以，我们还是靠自己的力量成长起来的。
阿尔琼·卡帕尔：刚才提到华为会在其他国家遵守本地的法律，现在外界也有批评人士说中国通过了国家情报法，强制要求中国的企业在中国政府提出要求的情况下，配合国家情报工作，如果中国政府或者其他国家的政府要求华为把网络中的数据提供给这些政府，华为会怎么做？
任正非：第一，中国的国家领导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杨洁篪在慕尼黑信息安全会议上表态“中国政府一贯要求中国企业遵守国际规则和运营所在国法律法规。中国没有任何法律要求企业安装后门或收集外国情报”。第二，***总理在第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又再次明确了这个问题。4月12日，***总理在克罗地亚参观“16+1” 展览会时，又叮嘱我们员工“网络一定不要装后门”。这应该代表了国家领导人给我们的指示“不准装后门”，所以我们不会去从事这个问题。
另外，华为公司也不会轻易接受谁的指示去装后门。在170多个国家中，如果我们在任何一个国家出现安装后门的丑闻，可能我们在这些国家的销售就萎缩了。销售萎缩以后，大量员工可以辞职走了，剩下我这个不能走的人背负几百亿的债务，怎么偿还？偿还不了，就有人天天追债，这种日子好过吗？所以，我们绝对不会听谁的指示去安装后门，这是绝对不会有的事情。
阿尔琼·卡帕尔：华为能够给华为的客户怎样保证，说客户的数据安全的？
任正非：第一，我们经历了三十年与客户之间的关系，证明它是安全的。未来二三十年，我们也绝对不会做任何事情，也是安全的。第二，网络是掌握在客户手里，不是掌握在我们手里。我们只是提供了组建网络的设备，网络信息在客户手里，不在我手里，我也不需要客户的信息。因此，不可能存在我们单独提供一个信息这种事情。
阿尔琼·卡帕尔：任总，您刚才花了很多的篇幅，在谈华为和中国政府之间保持的距离。但是现在已经看到，中国政府的高级官员有时代表华为在进行对外的发声。您觉得这种事情对华为是有用的，还是实际上分散了华为的注意力？
任正非：作为一个领导人，感到自己国家有一个好企业，有一些自豪感，是可以理解的。第二，华为现在处于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在美国极端打压下，美国政府可以说华为不好，那中国政府也可以说华为好，这是一个平衡的问题。过去就没人帮我们说过话。
现在中国政府说我们好，我们不一定卖得动产品，但是美国政府说我们不好，反而让全世界都知道华为好。一百多年来，美国怕过哪个国家、哪家公司美国什么都不怕。美国太强大了，怕一个小公司，别的国家说“你的东西真那么好，让美国都害怕了，干脆不要测试了，我们直接下单买吧”，有钱的石油国家就是这样买的，它们有钱。美国帮我们宣传，它们就大量买我们的产品。 因此，美国对我们的宣传是正面的，他们到处说华为不好，这么伟大的人物关心这样一只“小兔子”、“小老鼠”的问题，那这只“小兔子”、“小老鼠”一定很厉害。
阿尔琼·卡帕尔：您刚才的意思是说美国害怕华为吗？
任正非：不害怕，到处宣传干什么呢？
阿尔琼·卡帕尔：我们暂且来谈谈美国。我想在这里做一个类比：您觉得现在华为是不是美中贸易争端或者美中关系中间的人质？
任正非：我不清楚美国的发端是什么，他们到底想怎么解决贸易争端。但是我认为，我们解决不了中美两国争端的问题。两个大“球”碰撞时，我们最多像“西瓜”一样，一挤就碎了，对中美贸易起不到什么作用。第二，我们在美国本来就没有销售，美国说“不准销售”对我们没有什么影响，加关税也没有影响，因为我们没有销售。
如果美国认为我们是一个抓手，他们可能抓错了。另外，我们解决不了中美贸易的争端，因为我们没有销售，对中美关系没有影响。中美两国谈判中，我看到所有的谈判都没有“华为”两个字，所有新闻中都没有“华为”，双方都不提，这就说明华为不重要，对中美解决两国关系不重要。我们还是要靠我们自己去解决和美国的关系问题。
阿尔琼·卡帕尔：美国现在还是面向它的盟友国家，包括欧洲的一些盟友国家施加了很大的压力，如德国、英国也要求他们禁止使用华为的设备，当然现在这些国家有不同的想法。您认为，现在欧洲面向华为还是持开放的态度？还是一旦一个国家真正禁止了华为，整个欧盟都会统一步伐？
任正非：第一，我认为，我们和客户之间的交往已经将近三十年了。这二、三十年来，客户对我们的了解是比较充分的。第二，消费者有自我选择的标准，不是以政治家的号召来选择商品的标准。因此，对我们来说，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
欧洲短时间有挫折，不会有影响。我可以简单告诉你一个数字，今年一季度我们终端销售的增长超过70%，网络设备的增长去年是-1.5%，今年一季度增长15%。也就是说，我们还在增长，并没有衰退，说明对我们没多大影响。
欧洲国家想多考虑一下，我认为是正确的。德国也提出了一个方法，希望全世界建立一个统一公约，就是所有设备厂家都不能安装后门，都应该签无间谍行为的协定，我们支持拥护。全世界都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装后门就是犯罪，我们支持拥护。
当我们和德国政府谈判签订协议时，我们还不知道党中央领导也是这样的态度，我们是本着自己的良心签协议。杨洁篪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讲话，***总理在人大答记者问题上讲话，***在克罗地亚参观展览时亲自给员工讲“不准装后门”，因此我们认为，我们和德国政府的交流是可以得到政府支持的，我们也会推动德国政府和中国政府签订一个网络安全的协定，遵守欧洲网络安全标准、遵守GDPR的标准。
未来五年，我们的研发经费将超过1000亿美元，完成网络重构，除了网络极简、网络安全、隐私保护等实现外，销售收入要从今天1000多亿美元提升到2500亿美元左右，我们要实现这个目标。
因此，我们这样的努力，是不是让欧洲也能理解我们？如果理解我们，也会买一些；如果不能理解我们，可能就不买，那么我们就卖给别的国家，市场适当收缩一点。
阿尔琼·卡帕尔：您会不会支持这样的一种做法，无间谍协议应该覆盖所有的公司（包括美国的企业）？您觉得这是面向未来一个正确方法吗？
任正非：这是别的国家，我没有权力去要求别的公司也要遵守这个协定，但是我们会率先遵守这个协定。支持德国政府提出这样的协定，我们率先遵守。别的公司应该怎样的态度，我们是无权要求别人的。
阿尔琼·卡帕尔：孟晚舟现在正面临美国提出的引渡要求，自从她去年12月份被扣押之后，您感觉如何？
任正非：我认为最主要的问题，一个人是否有罪，第一点是有没有事实，第二点是不是有证据。这些事实证据在法庭公开透明的情况下晒出来，这时再做出公正、公平的判决。只要做到这一点，我们认为这是解决问题最根本的方法。
我自认为可能他们没有那么多证据，也没有那么多事实。因为我们公司自创建以来，就是“夹着尾巴做人”的，不觉得我们自己有什么可骄傲的东西，可以凌驾在任何国家的法律、任何国家的技术上。如果我们不遵纪守法，可能一天都活不下来。
现在已经进入司法程序，我们相信司法程序能解决这个问题。更何况美国和加拿大的法律是公开透明、公正、公平的，因此我们等着法庭对这个问题做出结论。
阿尔琼·卡帕尔：孟晚舟毕竟是您的女儿，女儿被捕之后，您作为父亲的个人感受是怎样的？
任正非：儿女大了，他们成长太顺利了，受点磨难应该是好的。“没有伤痕累累，哪能皮糙肉厚，英雄自古多磨难”，我认为这个磨难对她本人也是巨大的财富。经过这些困难，有利于让她意志更加坚强，成长更加有利，就让她继续煎熬吧。
阿尔琼·卡帕尔：您最近跟她联系过吗？如果联系过，你们大概聊些什么？
任正非：我们经常打打电话，说一些家常里短，不会讲别的东西。我们也知道，我们的通信是受监控的，能讲什么呢？就讲一下生活。
阿尔琼·卡帕尔：之前您提到在孟晚舟被扣押之前，曾经提出想要离开公司，对于她个人生活和职业生涯的发展来讲，她的下一步是什么？
任正非：我不知道。我以为网络上已经传遍了她想离职的事情，我就随意地说出来了。后来别人告诉我，是她给我写的一封信上提到她想离开公司。但是现在她受磨难以后，反而不想离开公司了，因为她觉得公司太艰难了，她理解了公司的艰难，要共渡这个艰难。
她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这架飞机，被打得千疮百孔还在飞行。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架伊尔2轰炸机，被地面炮火、空中炮火打得破破烂烂的，还在飞行。她现在的处境就是这样的，如果返航了，她可能就是英雄了。我估计有可能她将来会当英雄。
阿尔琼·卡帕尔：现在孟晚舟不再想离开公司，如果以后她被释放回来，在公司的角色是什么？
任正非：原来干什么工作，继续干什么工作。
阿尔琼·卡帕尔：我想再问一些关于美中贸易战的问题。加拿大代表美国政府扣押了孟晚舟，您觉得孟晚舟在中美贸易战中是不是被作为了一个人质？
任正非：也许吧。
阿尔琼·卡帕尔：您之前说华为不应该成为美国和中国关系的抓手，特朗普总统之前表态有可能介入孟晚舟的案子，作为美中贸易谈判的一部分，您会欢迎这样的做法吗？
任正非：不知道。因为特朗普怎么想，没告诉过我。
记者：您有没有尝试过主动联系特朗普总统来进行交流呢？
任正非：我不知道电话号码。
阿尔琼·卡帕尔：如果您说孟晚舟有可能是中美贸易争端的人质，是不是认为从法律的角度来看，现在针对孟晚舟的指责是不正确的？
任正非：对于孟晚舟和华为的指责是否正确，美国司法部已经起诉华为了，华为也已经在法庭应诉了，我们认为我们是无罪的。我们也在达拉斯起诉了美国政府，美国政府在适当的时间里必须要回答，华为公司有罪的证据在哪儿？
这些问题还是要通过法律来解决，谈判和我们没有关系。我们看谈判的所有纪要中，美国不提华为，中国也不提，说明还是要靠法律来解决。相信美国的法律是公开透明、公平公正的。
阿尔琼·卡帕尔：您刚才提到并没有跟特朗普总统沟通过，您觉得他是什么样的领导力风格，或者说他是什么样的策略方式？
任正非：如果你要我单独评价特朗普，我希望把华为撇开，我现在不是华为的代表，我只是一个理论学家。
我认为特朗普是伟大的总统。因为在一个民主国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把税收大幅度降下来，历史上没有过。税降下来以后企业就会焕发活力，企业会把大量存留在国外的资金转回美国，只缴12%的税，给美国国家资金提供了大量的充裕度。去年美国企业还在大规模补税，财务报表可能不太好。今年税补完了，我认为7月份美国公司的财务报表会大幅度提升，美国股市可能在7月份暴涨，会增加人们的投资信心、消费信心，有可能使美国经济转好。这是第一点，是他伟大的一点。
还有他不足的一点。他今天吓唬这个国家，明天吓唬那个公司，到处乱抓人，谁敢到美国去投资啊？投资等于关起门来打“狗”，谁敢去投资？大家不去投资，美国减下来的税谁来缴？这样财政会空掉。他减了税，是希望大家把水都涌进去。水不敢进去，进去以后，你把门关起来打我怎么办？比如，美国开放了运营商，说所有的运营商采购我们几百亿美元，我也不会相信，我也不敢把几十亿美元投到美国去，因为一旦他翻脸，我们就不能在美国做买卖了，我们的几十亿美元就被关门打狗了，这我可受不了。这点是缺点。
他应该在税减下来后到处去握手，大家觉得美国是投资的好地方，大家都去美国投资，美国的经济就会暴涨。美国并不需要靠武力征服世界，美国有这么好的科技，有这么强的能力，又有经济实力，是可以征服世界的，不需要军舰。军舰是没有用处的，敢打谁？打别人，别人咬你一口，你也受不了。别人说“我本来就一无所有，打一下也不怕”，但是美国是富裕国家，不能随便经济打压。
因此，我认为特朗普是伟大总统，但是在全面考虑引进外国资金到美国方面思考不足。这与华为无关，我是站在一个外人的角度评价他。
阿尔琼·卡帕尔：谈到特朗普总统跟中国的谈判，有人说特朗普总统成功地让中国政府在贸易谈判上让步。您觉得中国政府在跟美国的这一轮谈判上，是否面临着很大的压力？
任正非：我不是政府官员，我也不清楚政府谈了什么。我只关心自己的生产增长。至于政府谈了什么，让了什么，获得什么机会和利益，我不知晓，也不关心。
阿尔琼·卡帕尔：您刚才提到并没有跟特朗普总统沟通过，假设你们两个人共处一室，您会给他传递什么样的信息？
任正非：合作共赢。两个国家、两个公司一定要合作起来共同获得胜利。美国有这么强大的经济实力，有这么多优质的商品，中国有十三亿人口的市场，美国需要中国的市场，中国需要美国的科技，合作起来这两个“火车”就开起来了，可以把全世界经济带出困境。
我认为，中美之间就是合作共赢，没有其他话可说。
阿尔琼·卡帕尔：任总，您过去曾经说过美国并没有看过华为的技术，也没有看过华为的源代码，您是否愿意让特朗普（包括特朗普政府）到深圳看一看华为的技术，让他们所担忧的问题放下心来？
任正非：到深圳来看，我很欢迎。
阿尔琼·卡帕尔：华为在美国市场的业务存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都是非常小，甚至可以忽略。现在华为对美国政府提起诉讼。从长远来看，华为还想在美国市场做生意吗？还是说主要维护声誉？
任正非：我们主要是希望在美国获得一个公平对待的政策，美国对华为不能歧视。至于在美国能不能做生意，是取决于客户是否购买我们东西，不取决于特朗普讲话。
阿尔琼·卡帕尔：华为的消费者业务已经做到几百亿的规模，您之前说过希望华为智能手机做到全球第一，经常把苹果作为华为的标杆。乔布斯和库克成功地把苹果打造成一个高端、高质量的品牌，您觉得华为的消费者业务今天达到这个地步了吗？
任正非：我认为乔布斯是世界上一个伟大的人。乔布斯去世那一天，我们在一个山沟沟里度假，我的小女儿是乔布斯的崇拜者，她提议我们站起来给乔布斯默哀一分钟，我们所有人在她带领下为乔布斯默哀了一分钟。乔布斯的伟大不是创立了一个苹果，而是开创了一个时代，这个时代是“移动互联网时代”。他的伟大不能被简简单单地评价，我认为他是超级、超级伟大。
苹果也是一个伟大的公司，苹果公司的伟大在于始终把市场带着做大，而不是做小。苹果打着“伞”，卖的产品价格高，提供的性能好，市场空间很大，让很多其他厂家生存。反思华为公司在电信领域，我们过去走的路是有错误的，我们是基于成本来确定销售价格。我们的成本比较低，一是因为技术上进步速度比较快，把商品做得成本比较低；另外，我们引进了西方管理，运作成本也比较低，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价格定低了，给西方公司造成了生存困难。我们已经在反思这一点了。
现在我们把商品销售价格提起来了，大家也觉得华为贵了。中间多出很多钱，我们不打算分给员工，不打算分给股东，而是打算分给很多大学，分给科学家，去搞研究，去探索未来。这个未来可能跟我们密切有关系，也可能跟我们没有关系。
我们的标准是，在距离我们目标二十亿光年的地方，投一颗“芝麻”；距离目标两万公里的地方，投一个“苹果”；距离目标几千公里的地方，投一个“西瓜”；距离目标五公里的地方，我们投“范弗里特弹药量”，扑上去、撕开这个口子，纵向发展，横向扩张，产品就领先世界了。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5G技术不是华为发明的，是土耳其的一位数学教授发明的。Erdal Arikan教授在2008年发表了一篇数学论文，我们的科学家看见以后，花十年时间做成了今天的5G标准。美国认为很厉害的这个标准，是从土耳其教授的一篇数论文转换成的新技术标准。
我们未来在这方面的投资还会增大，解决超额利润分配的问题。我们不会分给员工，员工变得肥肥胖胖的，就跑不动了；也不能分给股东，股东太有钱，太重视资本利益，不行，要合理。我们要把钱更多放到前端投入去。
阿尔琼·卡帕尔：刚才您提到华为研发方面的投入，比如投到5G芯片，现在华为已经有自己的5G芯片，一般情况下华为主要用在自己的产品中，有没有考虑过把华为的知识产权，特别是芯片面向第三方比如苹果销售呢？
任正非：对于苹果我们是开放的。
阿尔琼·卡帕尔：刚才提到苹果、乔布斯，在中国特别是在技术行业，您也被认为是一个非常有远见的商业领袖。乔布斯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更大，您的影响力在国际上为什么没有达到像乔布斯那样的水平？您觉得原因是什么？
任正非：因为我不懂技术，也没什么发明。
阿尔琼·卡帕尔：但是您打造了全世界最大的电信设备公司。
任正非：我既不懂技术，也不懂管理，也不懂财务。我就提了一桶“浆糊”，把十八万员工黏结在一起，让他们努力冲锋，这个功劳是十八万员工建立的，不是我一个人建立的。我不可能享受像乔布斯那样的殊荣。有时候国家想给我荣誉，我就觉得很惭愧，事情不是我做的，怎么帽子要戴在我头上。
阿尔琼·卡帕尔：现在我们谈一谈技术话题。过去几年技术发展的速度非常快，对整个社会的发展形成了很大的影响，现在我们身处在一个联接的世界之中。您觉得这么多年一路走来，技术是一种向善的力量，还是向恶的力量？
任正非：我认为未来技术的发展速度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快。有人问我二、三十年以后是什么样子，我说我们甚至连两、三年以后是什么样子都不能想象出来。在华为公司成立之初时，世界通信是极端落后的，到今天也才三十年，世界各国的乡村大都可以享受超宽带了，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未来二、三十年的发展速度还会更快，特别是人工智能的出现加大了社会进步。
人工智能的出现有几个基础：一是超大型计算能力的出现，二是超宽带联接的实现，还有超大型存储体系的实现，包括微型的计算存储、边缘计算在内。社会发展到今天，使人工智能有了可实现的基础。人工智能发展的速度远远超过人的想象，会使生产效率大幅度提高。例如，如果拖拉机是人工智能控制，就可以24小时种地，不需要休息，只需要加油。这样，生产效率极大提高，物质财富大幅度增加，也使我们的精神生活发生飞跃，所以，应该是向好的。
当然，也有很多科学家提出把基因技术和电子技术逐渐融合，造出新的人类，这只是科学的想象，并不代表就一定能够实现。即使出现这个问题，也是三十年以后的事情，三十年以后我们一定能想出办法来科学地解决这些问题。我认为现在的人工智能大幅度提高了生产的效能，这是有益社会、促进社会财富巨额增加的。美国是一个科技发达的国家，但缺少劳动力，如果使用人工智能，一个人可以代替十个人劳动，美国就相当于一个30亿人口的科技大国，试问全世界可以用得完这么多优秀的产品吗？
因此，人工智能会使这个世界向好，而不是向坏。当然，会不会在人工智能的发展过程中出现畸变呢？那我们还有法律、有规则来进行管理。因此，不必对互联网上的一些宣传忧虑过多。
阿尔琼·卡帕尔：但是在技术领域的一些大人物，也在警告由于技术发展可能带来的危险。例如特斯拉的马斯克不断提醒大家，人工智能的发展有可能夺掉人类的工作。的确，现在人工智能在不少领域变得比人更加智能，甚至有人说未来可能会把整个人类都替代掉。对此怎么看？
任正非：最早我看到比尔·盖茨和霍金警告人工智能对人类社会可能产生问题，但后来比尔·盖茨的讲话也改变了，认为人工智能对社会有巨大促进作用。担忧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人类有能力驾驭人工智能，把它用到有益的事情上。比如电子翻译软件，实时就把七十种语言翻译完了，但没有伤害人。人工智能减轻了很多人的工作量，可能很多翻译、股票分析师就失业了，但他们可以转到别的行业做事，发挥价值。因此，我认为对负面的东西不要担忧过多，担忧过多会抑制科学的发展。
阿尔琼·卡帕尔：有人表达了一个担心，就是像人工智能这些非常强有力的技术，最后都会落到少数的大的技术公司手中，这些公司就会变得太有权势了。您认为像华为这样的公司，未来会不会因为手上的权力太大而需要监管呢？
任正非：未来社会新技术的发展会走向赢家通吃，比如说世界上还有没有可能哪家公司在Office、Windows上超越微软、战胜微软？微软就是赢家通吃。越来越多的公司掌握新技术的速度越来越快，因为技术是没有生命的，是可以被广泛应用的。对这些新技术公司我是主张监管的，我们支持透明监管。我们也愿意接受监管，所以才和德国政府讨论，愿意接受德国的监管。但是，对这些技术的垄断是造福社会的，而不是破坏，因为它掌握的不是核弹，也不是武器，比如说翻译软件，计算太快有什么坏处吗？一定要慢才是好的吗？
人工智能是造福这个社会的，不能害怕人工智能而阻碍发展。基因最早是孟德尔做豌豆杂交实验时发现的，当时也没什么用处，睡了一百多年，后来科学家才发现了基因、DNA的价值。但中国没有接受孟德尔-摩尔根学派的理论，推行的是米丘林学派，就延误了很多年。现在讲转基因，也就是编辑基因，编辑植物的基因大家不反对，为什么人的基因就不能被编辑呢？如果一个人有病没办法治疗了，把基因编辑一下可能病好了，当然，病好了几十年后可能会有后遗症，带来想象不到的病症，那总比当期就死亡要好。在不断的实践中，就找到了怎么治疗的病症。例如先天性的眼盲和耳聋，一定是基因缺失造成的，通过基因改变就一定能治好。现在谷歌用感应神经的方式让盲人复明，当然不像人的眼睛那么好。人类社会技术不断前进，也有特别优秀的天才人物提出把基因技术和电子技术结合起来，二、三十年以后就可以造人，这是大家恐惧的原因，那他毕竟还没有造出来。
阿尔琼·卡帕尔：今天对话接近尾声，问一下您个人未来的计划。您花了三十多年的时间把华为打造成今天的规模，有没有计划短期内退休？
任正非：长期看，我可以很明确地说我会退休，我不会长生不老。但短期要看我的神经还是不是健全，还能不能做独立的思考。谷歌可能要发明长生不老药，也许我等不到了。
阿尔琼·卡帕尔：您未来迟早会退休的，现在已经制定好了继任计划吗？
任正非：我们的治理章程很清晰地表达了公司将来的迭代更替秩序，可以提供给你们。迭代更替是有秩序的，不在于我来指定谁做接班人。不要担心华为没有接班人，接班人太多了，唯有孟晚舟不会接班。
阿尔琼·卡帕尔：之前有人问您未来三十年之后，您对于华为的愿景是什么，您当时的回复是说两三年看不清楚，怎么看出二、三十年。还是想问一下，未来几年这个行业会出现哪些大的技术发展？
任正非：我认为最大的技术发展是人工智能的实验和应用。公司发展的方向，一是把联接做到世界最好，5G也是连接的一部分；二是在边缘计算上也做到世界最好，对超级计算和中间计算这种大型计算我们不做，只做边缘计算。另外，我们在存储领域正在和很多厂家合作，也争取做好。未来在边缘计算上，不是把CPU做到存储器里面，就是把存储器做CPU里面，这就改变了冯·诺依曼结构，存储和计算合而为一，这样速度快。当然，大型设备中还是离不开计算、存储、连接等要素。再者，未来我们也争取为云的社会做出贡献。
工商网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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