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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68岁的郭台铭依旧很忙。
刚刚出席完深圳举行的富士康三十周年纪念活动，郭台铭又出现在了800公里外的鸿海股东大会上，而待不了两天，他又得起身前往美国，商讨建立人工智能实验室的事，每天工作16个小时，全年无休已然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
虽然在股东大会上被小股东开玩笑说他这段时间过得有些“力不从心”，但郭台铭依然乐在其中，表示“我的身体还很健康，可以继续做下去”，并坦言，未来五年是鸿海转型的关键时期，至少往后五年都不会做接班的考量。
从深圳西乡崩山的一个小小厂区，到现在成长为一家年收入近9000亿元，拥有员工120万人的“超级企业”，郭台铭创造了“富士康模式”，就连美国总统特朗普也盛赞其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商人”。
有人说，哪里有肉，哪里就有猛兽；哪里有花，哪里就有蜜蜂；哪里有机会，哪里就有郭台铭。郭台铭自己说，一只老虎带领的羊群可以打败一只羊带领的虎群，而自己愿意做那只老虎。关于他的那本经典书籍《虎与狐》总是摆放在员工书柜的显眼处，书名寓意成大事者须同时拥有狐狸的灵活和老虎的气震山河威势，才有可能在残酷丛林中生存下来。
但代工终究是寂寞而吃力的生意，“富士康模式”随着外围环境的变化遭遇挑战。即便全身心投入，但郭台铭还是不得不在近日的股东大会向股东致歉，“我们每年目标10%，不管怎样，没有达到预期，我给大家致歉，对不起。”郭台铭如是说。
数据显示，2017年，鸿海的合计营收达4.707万亿元新台币（约合1.01万亿元人民币），较2016年增长7.98%。虽然创下成立44年新高，但毛利率仅有6.4%，不如2016年的7.3%，营业利率更是只有2.3%，税后净利同比下降7%，跌到6年来最低点。工业富联更是在冲击A股科技“市值王”后快速回落，短短几天总市值蒸发了千余亿元。
从资本市场角度来说，代工的帽子并不好脱，市场的耐心似乎也比郭台铭预期的少了一些。
“集团在转型为科技平台公司的过程中，就像航空母舰战斗群的转弯，需要一点时间；且全世界网络公司都在转型，都在虚实结合，制造业实体经济加上虚拟互联网，绝对是未来各行业角逐的战场。”郭台铭说，鸿海股价要到200新台币，他才会退休。
但在外界看来，这一数字是现在鸿海股价的一倍有多，要完成显然不太容易。
每天工作16个小时
“1988年，我在深圳宝安投资开办了在大陆的第一家工厂。刚来的时候，这里是一片山洼子，连条像样的路都没有。每逢下雨，就泥泞不堪，每个人都要穿上大的雨鞋。不过，当时整个深圳也没有几条完整的马路，不像现在，要找一条破碎的马路反而很难。”在深圳举行的富士康三十周年活动现场，郭台铭表示，那时自己搞基础建设：买水管、买电管，甚至所有东西。第一年，郭台铭在货柜屋里办公，顶着近40℃的高温。
郭台铭很怀念那个时代。他说当时不管是谁，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人人心里都有股劲，要加速干、加油干。而即便到了现在，他表示自己也要每天工作16个小时，不过“早已不是为了钱财而工作”了。
这也许和他的创业经历有关。
郭台铭出生于1950年，是家中长子。由于家境贫寒，1966年郭台铭进入中国***“海事专科学校”学习，靠半工半读完成学业。服完兵役后，郭台铭在复兴航运公司当业务员。1973年2月，郭台铭出资10万元新台币，与朋友在台北县创立了鸿海塑料企业有限公司，生产塑料产品。不到一年时间，因经营不善，原股东逐一退出，企业成了郭台铭的全资公司。
当时黑白电视机刚刚在***地区兴起，郭台铭便从制造黑白电视机选台的按钮做起。这时的鸿海不过是个规模只有30万元新台币的小公司，仅有15名员工。1975年，易名为鸿海工业有限公司。1977年，在郭台铭的带领下，公司开始扭亏为盈。
究其原因，少不了的是郭台铭的勤奋。那时候的他白天跟白班干，晚上跟夜班干，夜班散场还要连轴转，实在撑不住，才把电话簿当枕头，睡不了多久，大清早就又爬起来接着干。有一年过年，郭台铭休息了几天，反而病了一场，因此他说，“不工作就会生病，工作本身就是一种享受。”
“我没什么优点，唯一的优点就是‘勤能补拙’。勤能补拙的原因来自于自认为是个负责任的人，该做到的就要努力做到。人笨没关系，重要的是要有责任心、有智慧。现在聪明人太多了，肯负责、有智慧的人太少。我认为有责任心的人遇到困难，会主动去改变，就会成功。”郭台铭说。
对于“钱多事少离家近，睡觉睡到自然醒”这句话他很是反感，表示“如果我的孩子面对工作是这种心态，我就打断他的腿”。郭台铭称，在富士康，即便是大学生进来也要从基层技工做起。我们给他一个锉刀打磨模具，要求锉到一根头发丝的七分之一那么细。这样的水准，没有10年功夫，加上精密机器，是做不到的。哪怕你是麻省理工、哈佛毕业的人才，都一样不行。因为动手的技术需要时间的积累。
他认为，过去几十年，富士康在制造加工领域积累的技术经验和用心铸就的工匠精神，是富士康最宝贵的财富。“想在世界上拿一枚金牌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美国、日本、德国这些工业强国不会给你时间。我们先天就比人家弱，只能用中国人的勤劳和聪明去赶超。一遍不行做两遍，两遍不行做三遍，三遍不行做一百遍。”
“郭老板是少有的工作狂，基本上每周工作6天，每天都要工作16个小时以上，自创业以来很少休假。有时候即便晚上刚下飞机，也会马上赶到公司开会，而且一开就是12个小时。”接近郭台铭的人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以前老板还会到员工食堂吃饭，现在太忙了去的次数就少了很多。
上述人士表示，在工业富联上市那天，虽然郭台铭没有出现在上证所的现场，但他其实也没有闲着，一方面忙公司成立三十周年的事情，另一方面拉起了小分队“考察”富士康门口的“无人超市”，随行的还有创新工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开复。
“对于创新的商业模式，郭老板总是会非常有兴趣参与。”该人士说。
蚂蚁打败大象的“恐惧”
虽然郭台铭认为未来十年机器将会取代80%的人力，但富士康模式的成功离不开“人海战术”的使用。
在《郭台铭与富士康》一书中写道，过去工匠的工作模式，就像一亩亩由人力耕作的田地，稻米结穗之后，农人喜欢拿着镰刀收割成果，但是富士康的做法是运用自动化机械耕田，接穗时使用割稻机，最重要的是，批量生产的产品品质跟技术工匠的心血结晶不相上下。从某种意义上看，富士康就像是开着“割草机”的全球军团，让拿着镰刀的日本农夫不知所措。
而在当年，这种以人海战术24小时轮班、大量生产、快速交货的优势不仅仅对于日本精雕细琢、限量生产的工匠造成了威胁，也击败了像伟创力这样的代工巨头。
富士康的第一代产业工人，大多都是农民，入厂前从事“手心向下、手背向上”的田间劳动，晒得黑黑的。郭台铭在深圳三十周年活动上回忆道，“那时候，我们到每个地方去招工，都有源源不绝的人来应聘。来到工厂后，他们非常努力，很快就成为优秀的技术工人。当时，劳动合同法对工人加班规定很严，一周只能加班36个小时。但这一代产业工人都特别爱加班。”
他说，工人的底薪是200元，平时加班有1.5倍工资，周末是2倍，算上加班费和全勤奖金，一个月收入可以达到500~600元。厂里管吃管住，一半收入可以寄回家。干三年，许多人都在老家建起了新房。农村的生活也改善了。
但这种情况，到2006年、2007年发生了变化：工人们不愿意加班了。年轻人觉得，加班太累了，要出去玩。这就是第二代产业工人。这些孩子小时候，父母在外面打工，往往被留在老家，由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带大。他们这个年龄，手心是向上的，缺什么伸手找父母要就好了。工人们的需求，从改革开放初期的衣食住行，渐渐转向追求精神层面的满足。单调的体力劳动，很难再引起他们的兴趣。
事实上，“工人们不好管了”只是富士康代工模式进入瓶颈期的一个缩影，让郭台铭感到真正焦虑的是富士康最辉煌的时代可能一去不返。
2013年，因营收与盈利不达预期，鸿海股价遭遇重挫，当年大跌64.39%。在一场长达八小时的股东大会上，郭台铭鞠躬向股东道歉，并宣布分拆业务结构重整的决议，减少对苹果公司产品制造的依赖，重点放在开发新技术、知识产权和电子商务上。
按照郭台铭当时公布的规划，未来鸿海的组织架构将不再以并购扩张为主，而是针对成熟的产品、产业或事业体，进行分家、分权、分立后，让每个次集团均能健康成长。在每一个次集团中，都将诞生一位总裁。同时，财务、专利等部分仍将由集团母公司控制。
现在回头看，工业富联的上市也是当年决策的产物。但比起其他业务板块，工业互联网却是承载富士康转型重任的重要平台。
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曾对郭台铭说：“富士康是制造业的大象，阿里要用很多蚂蚁推翻富士康。”直到2016年阿里的云栖大会，郭台铭还在会上调侃，马云所谈及的新零售、新制造、新金融、新技术和新能源让他无比惊慌，一晚上都没有睡好。
“但经过这么多年，马云的确做得非常成功，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平台，要把蚂蚁聚集起来打倒我这个大象，但现在看我也没有被打倒，不过他确实把很多人聚集起来了。”郭台铭继续调侃道，马云没有做过一天的制造，就像没有结过婚的人说第二次新婚。马云所提及的新制造代表着制造业应该向平台靠齐，以及制造的数据上云端，而实体经济不是互联网+，必须是+互联网，要区分什么是虚，什么是实。这正是富士康的优势。
可以看到，最近三年，郭台铭频繁出现在许多物联网、云计算的重点行业会议上，为自己的“工业物联网”战略站台。
他喜欢举这样一个例子：腾讯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交网站，马云是人与物之间，但是富士康做制造是人与物、跟机器设备之间的交流，又多了一个。他们解的是二次元方程式，我们是三次元方程式。当富士康把机器串联起来，各机台都连起来，就有讯息，像大象一样，它神经网络很发达，所以大象踩了个小石头，它马上就能跳起来。
郭台铭认为，制造业的发展脱离不了工业的升级，工业升级脱离不了工业被信息化、网络化，“生产流水线上直接作业将来只会越来越少，最有效率的都是尽量推无人工厂，或者用机械取代人力。”
“我们现在已经大量使用机器人，把单调的活拿走，把工人从流水线上解放出来，让他们更多地用头脑去参与创新。工人可以做软件，做编程，做机器人的控制，研究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层次也得到了提升。这就是第三代和未来的产业工人。最近我们的IT学院改成了工业互联网学院，就是希望用工业互联网来取代过去单纯的制造。”郭台铭说。
五年内不会退休
在6月22日举行的股东大会上，面对股东对接班人的提问时，郭台铭这样回答：“因未来5年是鸿海至关重要的转型期，未来5年我还没有考虑退休，况且先前已答应股价不到200元不会退休，这个承诺不会改变。”
他表示，培育接班人是他个人每天白天、晚上都在思考的问题，由于未来需要人工智能（AI）、物联网（IoT）的跨领域人才，鸿海已展开相关人才的培育，但现阶段还不能告诉他们“你们就是接班人选”。
事实上，在2002年，郭台铭就思考6年接班计划，即到2008年，通过建立联邦制组织架构从中选择接班人。而2006年到2007年，他已将日常营运重任分化交给九大事业群总经理。其中，三弟郭台成四十出头，年轻有为，外界认为非他莫属。
郭台成比郭台铭小11岁。为人亲和，处事谦虚低调。郭台铭也给予三弟非同一般的重视，将PCEBG（个人计算机嵌入式）事业群交其打理，其中包括惠普、苹果主机板组装等重头业务。2004年，郭台铭决心发力鸿海一直以来并不擅长的渠道领域，郭台成从零开始，建立CSD（通路服务部）。虽跌跌撞撞几年始终没有盈利，郭台铭仍破格将“部门”级别的通路服务部提升为“准事业群”CISG（客户创新服务群），甚至亲身勉励员工，不能失败。
但2007年，郭台成因病去世，接班人的问题开始变得棘手。
2013年，步入“中年危机”的鸿海迫切需要改变，郭台铭则选择了分拆模式。
在当年，郭台铭把鸿海的生意版图划分为12个次集团。按照他的规划，未来鸿海的组织架构将不再以并购扩张为主，而是针对成熟的产品、产业或事业体，进行分家、分权、分立后，让每个次集团均能健康成长，而不用受到鸿海低本益比的影响。在每一个次集团中，都将诞生一位总裁。同时，财务、专利等部分仍将由集团母公司控制。
这种通过分拆上市的方式，将鸿海向控股公司的方向发展，让集团中“天上飞的、水上漂的、地下钻的”都分别推上上市榜单，除了展现各自价值外，也可以进一步达到产业的高度整合。鸿海人士曾向第一财经记者介绍，分拆计划是希望强势业务可以实现单独上市，比如大数据以及新材料领域的子公司可以独立上市。
外界揣测郭台铭是希望利用这种方式“赛马”，从而选出最合适的接班人选。但到了第二年，郭台铭却公开表示：“我最近常常要讲交棒给年轻人，但是我不能轻易退到第二线，不然明天股价就跌了。”
郭台铭说道：“富士康现在已经把经验系统化、制度化，所以我确保在接棒后的三到五年，经验会继续传承，当我在经验传承过程中，不能让底下的人不敢犯错。最近有很多事业群主管来问我问题，我就跟他们讲，你这样做会有什么优点，什么缺点，但是决定要靠你自己来做，我支持你的决定，我是这样在教他们做事情。但当我认为这件事动摇根本，我就会出来干涉。大部分事情不动摇根本，我尽量让他们犯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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