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华为之辩”在其国内是如何展开的，以及辩论的最新进展如何

针对华为在其国家的接受度问题，来自新加坡、韩国、印度、日本和澳大利亚的多国专家发表了最新看法。

华为作为一家中国科技公司，不仅拥有一个广受欢迎的智能手机品牌，也同时掌握覆盖全球的互联网和移动技术，而美国则一直在带头对其发起指控。美国官方的担忧始于2012年，当时的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发现，华为和另一家中国电信公司中兴通讯可能会对美国带来安全风险，因此，情报委员会强烈建议美国的企业不要与这两家公司进行商业往来。委员会还发现，华为和中兴通讯始终回避或是无法澄清中国政府在他们的业务中扮演的角色，从而为他们将技术用于国家间谍活动保留了可能性。

“如果你关心自己的知识产权、消费者隐私和美国的国家安全，那就应该另找一家供应商。”密歇根州共和党众议员、情报委员会主席迈克·罗杰斯（Mike Rogers）当时说道。

由于对于潜在间谍活动的担忧挥之不去，包括假想中的预装“后门”，也就是允许中国政府获取华为技术的端口，自2012年以来，虽然美国针对华为的言辞变得欲加尖锐，却迄今为止尚没有发现任何案例，华为也一直否认这些指控。与此同时，美国还对华为涉嫌窃取知识产权和其他不正当商业行为也充满了担忧，其中就包括一起危害美国对伊朗制裁的案件，这起案件导致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于2018年底在加拿大被捕。

基于这些层出不穷的担忧，美国政府开始禁止系统内部及合作方们使用华为产品。2019年5月，随着中美贸易谈判的（再次）破裂，特朗普政府进一步，将华为列入管制“实体名单”，实质上是禁止了美国企业与华为做生意。从本质上讲，这意味着华为将无法再获取美国的技术。对华为来说，这即便算不上“致命打击”，也是一个巨大的挫折，华为自身估计，被列入黑名单将使公司损失至少300亿美金。

国际政治雨覆云翻，在特朗普与中国国家领导人进行一对一会晤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同意重启贸易谈判，并于2019年6月底又撤回了上述管制决定。在了解到北京对华为的重视程度后，特朗普宣布，华盛顿将允许美国向华为销售技术。他的一百八十度转弯，虽然被媒体广泛报道，但如何处置问题却依然非常模糊。包括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实体清单负责人）和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拉里库德洛在内的多位美国官员均表示，至少某些限制仍应保留。与此同时，美国国会提出了一项法案，阻止特朗普在未经国会批准的情况下放宽对华为的禁令（例如给予有意与华为合作的美国公司豁免权）。尽管该法案尚未通过，但它在参众两院都得到了两党的支持。

目前，美国对华为采取的进一步行动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全球正在预热推行第五代移动网络技术，即5G，这一技术有望推动物联网在全球范围内的腾飞发展，而华为被认为是这一尖端技术的主要供应商。由中国主导的5G 前景似乎给美国政府敲响了警钟，并成为了反华为运动的焦点。特朗普政府一直在劝说其他国家不要由华为建设他们的5G网络。

在本文中，我们将看到，美国的这些行为产生了极为复杂的结果，特别是关于华为是否构成安全风险的辩论（若真如此，其低成本且有竞争力的服务是否能使相关担忧不足为虑），亚洲各国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美国的亲密合作伙伴，如新加坡和韩国，仍然对华为参与其5G项目的可能性保持了开放态度。这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更加难以取舍，到目前为止，印度一直无法在对自身安全的忧虑和华为的低成本之间做出抉择。而在另一个极端上，日本实际已经实行了禁令，澳大利亚也比美国更早一步，在2018年就正式禁止华为进入其5G网络。

在后文中，这些国家的专家将解析“华为之辩”在其国内是如何展开的，以及辩论的最新进展如何。

01

新加坡

Pauline Reich

对于美国对华为的禁令，新加坡保持中立立场。在5G网络设备的问题上，新加坡政府则允许包括电信行业在内的公司自主选择商业合作伙伴。

在6月底举行的第18届香格里拉对话的问答环节中，李显龙总理表示新加坡正在谨慎地统筹和选择其5G系统和设备。亚洲新闻台援引他的话说：“我们（新加坡政府）正在咨询相关行业的意见；同时，我们正在与友好的监管机构进行磋商；我们将在适当的时候做出相关决定。但是这次5G讨论最迫切的问题是什么？是如何搭建一个安全的电信网络。。。。。。你想要它为你服务的同时，不担心它会泄露你的信息。

李显龙总理的观点十分务实：“期望从任何电信系统获得100％的安全性是“非常不现实的。”他补充说，“每个系统都会有其漏洞，并且它们迟早会被各种黑客发现和利用。”李显龙总理强调，最基本的问题是信任：“我需要先信任某个系统，才能去使用该系统。如果我怀疑你将会滥用我的信任来破坏我的系统，我就不能再与你做生意，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李显龙指出，“从长远来看，这个领域需要制定明确规则，我们必须找到一些方法来确定责任。。。。。。对于5G系统的当下决策，我认为每个国家都必须权衡各项选择，面对各种不确定性，并且必须最终做出自己的选择。”

随后，2019年7月9日，新加坡荣誉国务资政吴作栋在由清华大学举办的年度世界和平论坛上发言说：“所有国家都应该为确保一个和平繁荣的世界和未来发声。”据《商业时报》报道，他认为“快速崛起的中国要消除别国对其的焦虑，需要有身为世界大国的自觉，调整其长期目标和行为。。。。。。例如（在全球范围内）承担更多的责任，并努力建设和巩固帮助其快速发展几十年的国际体系。。。。。。”

国务资政吴作栋与总理李显龙一样，强调了信任的概念。“信任是在共同的未来中将我们联系在一起的粘合剂， 如果美国和中国能够平和地商谈，恢复相互信任，世界将从稳定的全球体系中获益，实现相互和平与繁荣。” 同时，吴作栋敦促较小的国家要在塑造国际秩序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基于以上这样的理解，他们（较小的国家）可以传达他们的关切，并集体阐明他们想要的共同的未来世界——一个安全，可靠的和平环境，所有国家，无论大小，都能够在共识驱动的、基于规则的多边体系上竞争和合作。

他还用东盟的经验指出，一个多元化的国家集团可以通过定期会议和共识构建来逐步建立信任，以此支持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吴作栋并没有具体谈到华为，但他的评论强调了这场“华为之辩”中世界各国所关注的重点以及新加坡如何在辩论中定位自己。

到目前为止，新加坡制造商并没有受到华为和中国产品禁令的影响。但财经媒体报道显示，如果美中贸易谈判没有改善两大经济体之间的关系，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将持续令人担忧。据《海峡时报》报道，在这个时间点上，三大新加坡电信公司 ，新电信、星和电信和M1都表示他们将“与多家供应商合作，而不是仅同华为合作建设新加坡的5G网络”。新加坡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的一位发言人表示，鼓励电信公司“确保供应商多元化，以降低仅与一家供应商合作的风险（包括网络安全风险）。”

Pauline C. Reich：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S. Rajaratnam 国际研究学院，国家安全卓越中心高级研究员。

02

韩国

June Park

1987年于深圳注册成立的“华为”，名字的字面涵义是 “为了中华”，（译者注—应是中华而为）其强大野心可见一斑，在5G的全球竞争中，华为的雄心壮志更是达到了顶峰。在过去的十年里，华为在全球网络设备的市场份额成功升至首位，即使在美国的禁令下，华为仍然走在5G技术的前沿，截止2019年7月，其专利注册和专利记录都超过了全球所有竞争对手。

2019年4月，华为无线产品线首席营销官周跃峰博士曾向韩国记者炫耀道：“在5G电信设备技术方面，我们比三星电子领先大约12到18个月。我们愿意将我们的5G技术转移到韩国中小型企业。”

华为在过去十年的突出地位，对韩国信息技术、电子和半导体芯片领域的跨国企业集团三星集团构成了挑战。尽管华为是三星芯片销售的最大客户之一，但是华为在全球市场的扩张让三星不得不保持警惕。在5G的全球竞争中，三星是目前唯一一家将该行业从高端到低端的所有硬件设施商业化的公司——从芯片和网络设备到智能手机设备（如三星Galaxy S10）。它是唯一一家在网络设备领域与华为、诺基亚和爱立信展开全球竞争的韩国公司。

（图源：快科技）

2019年4月3日，韩国成为第一个在全球舞台上推出5G技术供国内商业使用的国家，电信服务提供商SK电信的用户数最多，其次是竞争对手KT（韩国电信）和LG Uplus。2019年6月，韩国国内5G智能手机用户已经达到140万。鉴于韩国是世界上网络连接速度最快的国家，转用5G技术实现2.7Gbps（交换宽带）的数据传输速度也并不令人意外。尽管如此，韩国目前5G服务的局限性已经暴露出来，消费者要求进一步改进。三星5G智能手机Galaxy S10在美国的用户也提出了类似的担忧，目前消费者正在等待苹果5G智能手机的发布，而这可能要等到2020年。

美国以国家安全问题为由对华为的禁令让韩国现任总统文在寅陷入了困境，因为韩国在许多方面都在美中之间进行斡旋，甚至包括与朝鲜的和解问题。美国驻韩国大使哈里·哈里斯6月6日表示，如果韩国继续使用华为设备，美国将以长期安全问题为由，对韩国封锁敏感信息。哈里斯的言论可以说直接针对LG Uplus，因为该公司在其遍布韩国的1.5万个5G基站中，95%使用华为的射频转发器设备，但在其有线核心网络中，也使用了三星的设备来处理身份识别和管理用户信息。尽管定价信息仍未披露，但据估计，在韩国，华为网络设备的价格不到三星、爱立信和诺基亚竞品价格的一半。

6月10日，中国向与华为有业务往来的韩国企业发出警告，要求它们维持与华为的关系。针对美中之间的分歧，青瓦台和韩国外交部在此问题上保持了距离，并于6月14日表示将尊重“企业自主权”，含蓄地为华为在韩国的继续运营开绿灯，在战略上采取了模棱两可的态度。

不过，虽然文在寅政府在这个问题上退让了一步，但美国对华为的禁令在韩国唤醒了过去有关华为和LG的争议。到目前为止，LG Uplus为华为打开了进入韩国市场的大门，并于2013年引入了华为的长期演进技术设备（LTE），2014年引入了华为智能手机，而且LG Uplus顶住了强迫改变路线的压力。

2017年，曾任韩国电信KT顾问、2002年又把在金大中政府任前情报通信部长（译者注—现已合并为放送通信委员会）的李相哲（Sanchul Lee）从LG调任华为首席顾问委员会，引发了争议。2019年7月12日，首尔地方法院推翻了其2018年的判决，其判决裁定华为韩国分公司一位现任执行官因窃取LTE信息和设备被判处8个月监禁和2年停职，而执行官本人曾受雇于爱立信-LG（爱立信与LG的合资公司）。法院这一裁决也标志着韩国在美国对华为禁令后的对冲行为。

【此段重复，请忽略】坏的情况是，如果在采用华为设备和供应产品时，韩国各行业之间存在分歧，韩国中小企业（如果不是财阀等更大的企业实体）可能会被华为在韩国的业务吸收。2019年5月，华为在首尔成立了一个5G服务开发中心。此次发布会主要针对的是中小型韩国企业，不过在美国对华为发出禁令的背景下，它一直保持低调的形象。随着韩国消费者越来越不受华为公司标识的影响，且因对当前经济的担忧，他们对价格更为敏感，所以国家安全问题可能不会成为他们决策的重【此段重复】。

最坏的情况是，在采用华为设备和供应方面，韩国各行业之间存在分歧，因此，韩国中小企业（非财阀等大型企业实体）可能会被华为在韩国的业务所吸收。2019年5月，华为在首尔建立了一个5G服务开发中心并举行发布会，此次发布会主要针对韩国中小企业，在美国禁止华为的情况下，该公司保持了相当低调。随着韩国消费者越来越不受华为公司标识的影响，而是由于当前的经济问题对价格更加敏感，或许国家安全问题并不能成为他们决策的优先项。

作者June Park是驻韩国首尔的政治经济学家，他同时也在乔治梅森大学韩国分校国际关系与政治系担任讲师。

03

印度

Aman Thakker

去年9月，印度通信部秘书长阿卢娜？桑达拉拉吉（Aruna Sundararajan）宣布，印度已与思科，三星，爱立信和诺基亚接洽，使其参与该国的5G试验。她还宣布，印度已将华为“排除”在此次项目之外。印度此次这一排除中国科技巨头的决定，正处于美国与华为日益激烈的全球斗争背景下，特朗普政府指控华为与中国政府存在关联，称其“威胁美国国家安全”。虽然印度随后取消先前决定，并邀请华为参与试验，但印度政府仍需面临一个关键问题：印度是允许华为参与其国家5G建设，还是同美国和其他国家一道，禁止华为进入印度5G市场？

2017年9月，印度政府举办了“5G印度高端论坛2020”，并向外界发布指出，“5G能够为企业进入全球市场提供机会，并使消费者获得大幅经济收益。”为了支持印度在5G领域发展的宏伟目标，印度电信部部长马诺杰？辛哈（Manoj Sinha）之后表示，“我们错过了2G，3G和4G发展的快车，但我们不会再错过5G”。

然而，随着印度寻求推出5G，它将需要面临一系列严峻的挑战。

2018年8月，5G印度高端论坛2020发布了一份报告，概述印度5G发展的三项重点：

？ 推出初步、高效和广泛的5G网络，将该技术的价值最大化

？ 在5G的设计和知识产权方面建立印度的工业和研发能力

？ 扩展5G制造基地，应用于半导体制造以及装配和测试工厂。

但是，每项重点都面临着诸多严峻的挑战。目前，印度在全球电信技术发展或信息通信技术设备和部件制造方面没有占据重要的地位。鉴于印度没有真正的国内供应商，印度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诺基亚，思科，爱立信，三星和华为等外国供应商的5G部署。

印度5G建设的计划同样面临基础设施建设的重大挑战。印度国防研究分析所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印度蜂窝塔有光纤回程的不到四分之一（回程是指核心网络与边缘网络之间的中间链路）。此外，该报告指出，印度人均光纤公里数约为中国人均光纤公里数的十分之一，是日本的十五分之一。这些光纤基础设施的限制将阻碍印度实现上述重点目标。

印度在5G领域的雄心还需要考虑印度电信部门的财政现状。印度移动运营商协会最近的一份报告指出，印度电信部门的总债务为1110亿美元。随着5G无线电波段的竞标底价逼近660亿美元，两家印度私营电信运营商——巴帝电信（Airtel）和沃达丰（Vodafone）——均表示这样的价格过高，有报道称，巴帝电信或许根本不会参与竞标。

然而，尽管面临诸多挑战，印度的5G建设仍会产生巨大的积极影响。印度拥有超过10亿的移动手机用户，政府关于5G的报告指出，“到2035年，5G为印度创造的累积经济收益将达到1万亿美元”。

随着印度考虑该如何推进5G建设，是否允许华为参与该项目等，其面临两个关键因素。首先是成本与安全之间做出权衡，由于印度电信部门严峻的的财政状况，华为的整体运营成本较低，因而十分具有吸引力。事实上，有报告显示，华为设备的费用“通常比竞争对手的低‘几十个百分点’”。但是，印度需要在诱人的成本花费与严重的安全隐患之间取得平衡。

虽然华为承诺将与印度政府签署“无后门”协议，但这仍然存在严重的隐患。印度指责华为此前非法入侵印度国有公司Bharat Sanchar Nigam Limited（BSNL）以及BSNL在安得拉邦（Andhra Pradesh）的网络。此前，印度还采取措施，禁止华为涉足某些领域，例如，告知其他公司，在印度边境地区，勿使用华为和中兴设备。美国也提出了类似指控，认为华为与中国政府关系密切，同时，根据中国2017年的国家情报法和2014年的反间谍法，华为会被迫使为其中国政府开启后门或允许政府访问以从事间谍活动。

印度在与主要合作伙伴进行战略考虑时，需要平衡其国家利益。虽然印度驻华大使最近表示，“我们对华为做出的任何决定，都将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让华为退出5G基础设施建设，印度仍面临着巨大压力。最近，在大阪举行的20国集团会议的间隙会议上，特朗普与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讨论了5G问题并强调该问题对美国的重要性。尽管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同美国一道禁止华为参与5G试运行，但这些国家富裕得多，而且是美国的关键盟友，其运行方式与印度不同。印度需要考虑全球趋势及自身利益，包括基础设施的建设成本，以及5G带给民众的经济发展收益。

因此，是否允许华为在印度的5G建设中发挥作用，未来将面临艰难的决定。观察人士将关注即将发生的两项关键事件，以了解印度将如何推动该决定。首先是5G试验，新任电信部长拉维？山卡尔？普拉塞德（Ravi Shankar Prasad）表示，将在9月中旬之前开展该项目；其次是5G频谱的竞标，普拉赛德同时承诺，竞标将在今年年底之前启动。印度如何在这些事件中打击华为，将取决于印度克服其他阻碍因素的能力。

作者Aman Thakker即将就任牛津大学，担任Shapiro学者，他曾在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担任Wadhwani美国-印度政策研究的研究助理，他同时也是The Diplomat的撰稿人。

04

日本

土屋大洋

自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于2018年12月在加拿大被当局逮捕后，日本也更加关注相关供应链的风险问题。孟氏被捕之前，在日本全国性报纸《日本经济新闻》 （Nikkei） 的网站上，平均每个月都会有30多篇文章讨论华为，然而，孟氏被捕后，仅在2018年12月就发表了322 篇文章；2019年1月至4月，每月至少有100多篇文章；2019 年5月，美国总统特朗普采取更严厉的措施对抗华为，《日经》在该月发表文章459篇，6月为297篇。

（图源：日本经济新闻）

日本媒体起初关注的是，华为是怎样的公司，以及其首席财务官在加拿大被捕的原因。但当媒体报道称，孟氏有八本不同姓名的护照，进而引发民众好奇，媒体报道随即更加广泛，其父任正非曾在中国军队服役，退役后创办华为，他的背景资料，以及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都在日本媒体上备受讨论。虽然没有明确且有力的证据表明华为有任何不当行为，但媒体纷纷揣测美国政府的顾虑为何，以及孟氏被逮捕的原因是什么。

2019年5月，美国政府宣布对华为实施出口管制。与华为的不当行为问题相比，媒体评论员更关注美中长期的技术霸权竞争。据分析，问题的核心并不是华为本身，而是长远来看中国赶超美国的潜力。日本媒体普遍认为，中国政府和商业公司通过强迫在华经营的美国公司进行技术转让、在美留学的中国年轻学生和大规模的网络间谍活动，从而窃取美国知识产权，欲求达成技术优势。

在这次全国性讨论中，华为在日本市场上的地位有何变化？

华为于2005年在日本成立业务，为日本运营商提供移动通信基站，并销售移动路由器用于 Wi-Fi连接和智能手机。华为的租借式移动 Wi-Fi 路由器广泛应用日本机场的国际航班，但华为的智能手机却不像苹果公司的iPhone那么受欢迎，iPhone占据日本市场份额的43.1%。

华为在日本设有7个办公场所（包括研发部门），拥有1万余名员工，其中75%是日本人。2011 年，华为加入日本最大的行业协会——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Keidanren），成为首个加入该团体的中国公司，同时，华为从近100家日本公司购买电子零件，2019 年，估计华为将购买约80亿美元的零件。据《日经》报道，2018 年，华为在日本的采购总额约7309亿日元（68亿美元）。美国政府发布华为禁令后，向华为销售电子产品的日本公司可能会受到影响，这一点变得愈发清晰，这些公司包括：村田制造所、东京电气化学、京瓷和太阳诱电。村田制造所和东京电气化学的股价因此下跌。

中美摩擦升级前，据预测，华为5G移动基站在日本的份额本会增大，但如今，欧洲公司 （爱立信和诺基亚）和日本公司 （日本电气等） 在日本市场上可能获得更大的份额。

日本政府尚未单独指明全面禁售某家外国公司，但要求日本通信运营商对有风险的外国产品保持谨慎。这一要求并无法律效力，但运营商就此倾向于避免使用华为产品。例如，日本最大的移动运营商之一软银 （Softbank） 曾使用华为的4G网络基站，但宣布了不会在5G网络使用华为产品。

美国要求日本政府不要在发展5G网络时用华为产品，这一点几乎没有人提出反对。自2012 年新的国家领导人执掌党政大权以来，日中关系大体比较糟糕。中国蚕食日本领土（译者注-作者个人意见）、抢夺海底资源、快速扩张军事以及其他问题等，均使日本政府感到不满。

2017 年特朗普就职后，美中贸易和科技的紧张局势逐渐加剧，中国政府开始考虑如何缓解与日本的紧张关系。2017 年12 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对中国的“一带一路”表示一定程度的支持，中日紧张局势大大缓和。2018年5月，中国总理访问日本，同年10月安倍访问中国，中国官方表示中日关系已恢复正常。然而，许多日本人对中国仍有负面印象，倾向于支持特朗普对中国（尤其是华为）采取严厉措施。

尽管美国对华为的禁令将在经济上对涉及的日本公司产生不利影响，但并不会波及到大多数日本人。总之，虽然日本媒体对华为兴致勃勃，但日本民众并无此热忱。

作者土屋大洋是庆应义塾大学政策媒体研究科教授。

05

澳大利亚

Danielle Cave

今年，特朗普总统对华为含糊不清的态度让澳大利亚人感到疑惑不解。特朗普发出的推文和杂乱的信号，以及为了达成协议变来变去的立场，给人的印象是，在国家安全和技术问题上，美国政府总是缺乏长期战略。

不幸的是，美国政府试图围绕那些无法预料的推文来执行政策（其中许多推文都跟政策执行相关），这意味着战略性信息可能会湮没在杂音中。当我们试图了解事情走向时，这些杂乱的信号会被媒体误解（但可以理解）。这意味着，很容易将华为在美国实体名单上的地位与美国政府是否会纳入华为参与其5G网络等问题混淆。

尽管澳大利亚政府并非是强大且具有战略性的公共传播者，但在5G方面确实有其明确的态度。2018年8月，澳大利亚政府向澳大利亚5G网络市场的 “高风险供应商”（包括华为）发出禁令。政府对华为的这一决定，是政府政策可竞争性方面一个极为罕见的例子。这一决定的促成，不仅有激烈且深入的公开辩论，也有跨越多个部门和机构的投入和考量，其中涉及经济、技术、地缘政治（因澳大利亚的地理位置，这一点至关重要）以及战略性因素。目前，华为无法参与澳大利亚的5G网络建设，2012年，该公司还被禁止参与澳大利亚的国家宽带网络建设。但是，除了这些关键的国家基础设施之外，该公司在澳大利亚依然自由，并继续大量开展业务。

那么，是什么推动了澳大利亚政府对华为的这一决定呢？

5G网络是至关重要的国家基础设施，跟社区游泳池的公共Wi-Fi可不一样。澳大利亚经济的核心将取决和依赖5G。5G不仅关乎电信，更关乎经济整体的安全保障。

虽然媒体经常报道，美国向其盟国施压，要求“禁止华为”，但澳大利亚的决策并非如此，事实上，在2018年年中被赶下台的澳大利亚前总理马尔科姆？特恩布尔（Malcolm Turnbull）今年竭尽全力，详细并公开解释做出该决定的原因，他还强调，正是他鼓励特朗普总统，使其优先考虑5G。

当禁止华为进入澳大利亚的决定在去年尘埃落定之后，影响其决定的三个因素互相重叠，并逐步显现：风险，透明度和信任。与华为这样的公司合作存在很多风险，5G对澳政府的吸引力并不能抵消其带来的所有风险。

对于5G网络以及其他关键技术，在做出相关决策时，可能存在“后门”的问题只是其中一个需权衡的风险。除了信息的机密性之外，政府还需要对网络上数据的完整性和可用性进行评估，同时还需要考虑公共关系和大众感受。澳政府在多大程度上还愿意跟这样的公司进行合作？

相关记录已经显示，与华为合作存在一系列风险，包括窃取系统性知识产权和在道德上存在质疑的指控，以及在他们眼前窃取敏感数据的指控。

与之相应的是，各地政府需确保其分析且充分理解管束这家公司所属国的相关法律。当相关的法律意味着外国政府可以施加法律外的干预时，这一点则变得尤其重要，很明显，各地政府都不会公开承认这一点。

英国政府通过华为网络安全评估中心测试华为的设备，这一做法为想要寻求“中间道路”的政府带来一丝希望。但不幸的是，事实证明，这并不是许多政府期待复制的可行政策选项。首先，该方法的使命仅限于技术层面，也就是说，该中心无法减轻与华为公司在5G网络上合作所带来的所有非技术风险。其次，该中心近年来年度报告的评估愈趋负面。今年早些时候，Ian Levy对华为的设备进行了严格的评估，他告诉路透社：“华为的套件存在漏洞的可能性远高于其他供应商。” 第三，该方法的负面影响是，为问题最多的主要供应商提供量身定制的建议，以改进其产品，从而使其相对于竞争对手拥有优势。

在一系列重要的问题上，很难从华为那里获取直接答案。公共透明度的缺乏会使政府背上负担，政府需要自行研究，为5G网络的政策制定提供相关信息。这是他们与爱立信和诺基亚等其他5G供应商合作时所不需要承担的负担。

例如，华为一直无法完全解释清楚，到底是谁拥有该公司，以及其治理结构是如何运作的，这并非小事。华为也一直努力，证明其不受国家控制的独立性。在关于中国共产党在华为内部建立分支机构问题上，一位华为海外高管表示，只有一个分支机构，“它对我们的运营没有任何发言权，它在非工作时间会面，并负责员工的社交事宜和活动。它与公司的管理无关，由公司的一名退休员工来运营。”

但是从中文媒体的报道来看，这个数字和解释是不正确的。据报道，到2017年，华为已经建立了300多个中国共产党支部，其员工中有12，000名党员。中国共产党对这些党委及相关分支机构的期望是非常明确的。中国共章程第32条概述了他们的责任，其中包括鼓励公司中的每个人“自觉抵制不良倾向，坚决同各种违纪违法行为作斗争。”

同样，华为难以解释非洲联盟总部所发生的事情，据法国《世界报》和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在2012年至2017年间发生的一起数据泄露事件里，每天晚上都会有敏感信息发送到上海的服务器。华为是非盟总部的主要信息通信供应商，负责保护数据以免数据安全受到威胁。华为首席执行官任正非并未否认非洲联盟总部被黑客袭击，相反，他告诉媒体：“关于非洲联盟使用的设备发生泄露信息一事与华为无关。”

任正非上述言论这可能是真的。但对于一家私人公司来说，难道它就不能开展一项独立调查，来搞清楚事情为何发展到这般田地？2018年，华为在关于xj的一份公共安全项目声明中（译者注—平安xj智慧同行），甚至引用华为董事陶景文的话：“与自治区公安厅一起开启智慧警务发展新纪元，建设更加安全的智能社会。”由于5G网络是至关重要的国家基础设施，大多数政府一定会确保与其合作的公司可信任。这一系列风险的结果，加上缺乏透明度，导致了严重的信任赤字危机。如果澳大利亚政府允许像华为这样的高风险供应商进入澳大利亚的5G网络，那无疑是玩忽职守。

在许多方面，这不仅是正确的决定。鉴于这些掌握到的证据，这是唯一可能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