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中国AI芯片产业发展现状

在美、中之间的人工智能（AI）战争中，谁才是赢家？这是一个经常被问到、但是答案往往不是太简单就是太复杂的问题，而且双方会分别因为特殊目的将焦点模糊化；中美贸易战以及蔓延全球的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疫情，更是为这个议题添加了进一步复杂化的元素。

在美国，人们广泛认为中国已经在AI技术领域抢得先机；然而加拿大滑铁卢国际治理创新中心（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Innovation，CIGI）暨美国夏威夷东西中心（East-West Center）资深研究员Dieter Ernst撰写的最新研究报告，可能会让这个想法受到挑战。Ernst透过他对中国的社会、历史以及产业之了解，提供了不同层面的答案。

这份由CIGI发布的研究报告提名为“人工智能芯片之争：中国在科技战中遭遇的挑战”（Competing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hips： China’s Challenge Amid Technology War），作者Ernst在2019年前往中国进行实地调查，探索中国AI芯片产业的发展现况。他探访的对象从华为/海思，到数字平台业者如百度、阿里巴巴，还有多家中国AI芯片“独角兽”，包括深鉴科技（DeePhi）、寒武纪（Cambricon）、地平线（Horizon Robotics）、云天励飞（Yuntian Lifei/ Intellivision），以及燧原科技（Suiyuan Technology）。

除了介绍以上业者，该报告还分析了中国的AI芯片产业是如何发展成如今的样貌。Ernst从产业与历史的角度，去了解中国AI生态系统所面临的挑战，并指出如果美国继续阻止中国取得美方技术，中国的AI发展轨迹可能会因此改变。

Ernst在报告中总结指出，对于中国将威胁美国技术领导地位的忧虑并无事实根据，他认为这种立场是反映了美国华府因为意识形态与地缘政治考虑，普遍存在的“敲打中国”（China-bashing）模式。他的研究有以下几点重要的发现：

中国的AI产业基本上仍在非常早期发展阶段而且呈现分散化；

中国的AI研发活动主要是由AI应用的发展所驱动；

中国AI产业生态系统中的“玩家”对于投机生意的兴趣更浓，而且着迷于AI芯片“独角兽”；

中国很晚才展开AI相关研发，相较于美国从60年前就聚焦于“基础性的突破研究”，中国的AI研发直到1980年代才开始；

2000年之后，中国科技部与各地方政府的政策与资金补助成效卓著，让越来越多中国AI研究人员在领导级的AI研讨会与期刊论文发表上崭露头角。

而Ernst的研究与其他报告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聚焦中国“AI研发与产业界之间的纽带关系”。美国普遍认为，“由上而下”的一体化（monolithic）创新战略，是让中国取得经济成功的原因，但Ernst将之称为“迷思”，在中国，事情永远不会这么简单或同质化（homogeneous）。

以“中国制造2025”为例，很多西方观察人士认为中国政府的最新政策会成为加速创新的引擎，但Ernst却认为，这种中央集权的控制反而会减缓中国朝向更市场导向的创新策略发展之速度。他在报告中写道：“无疑中国将继续产生大量的AI相关创新，但中国创新活动周遭的体制性结构，可能会产生大规模的资源分配不均、浪费或泄漏，所导致的AI研发与产业之间的脱节是真实且立即的，不太可能在短时间之内消失。”

Ernst归纳指出，中国有三条各自独立的AI发展路线：

公家研究组织──第一条路线主导者是国有机构如研究所、大学院校或大型国有企业的研发部门，依循中国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纲要。不过Ernst的调查发现，这些研究机构的研发论文与专利，产业界并不容易接触到；中国AI业者也表示，与学界之间的交流是最近才渐渐开始。这使得有许多AI研究成果呈现闲置状态。

数位平台领导供货商──这条路线的主导力量是华为、阿里巴巴、腾讯、百度与联想等业者。以这些公司的规模与资源，他们显然在中国AI研发扮演关键角色，但根据Ernst的访查，这些业者是将AI应用的开发列为第一优先，而对AI芯片与算法开发的投资较少。而有趣的是，Ernst的研究团队获悉，中美贸易战使得业界与公共AI研究项目有较密切的互动，因为业者们被迫要在以往被认为美国较具竞争优势的领域创新。

AI芯片独角兽──第三条AI发展路线主角就是众多AI新创公司，Ernst将他们分成两大类：第一类是利用现有的机器算法/神经网络来销售AI应用软件，第二类是专注于AI芯片设计；这些公司获得了中国政府的大力支持。Ernst在中国进行的访问显示，“第一批AI独角兽公司中，有很多都难以跟上中国市场快速成长的AI应用需求；”为此这些业者积极寻找中国各地的年轻工程师人才，甚至加入了对海外经验丰富顶尖人才的争夺战。

中国是不是已抢得AI先机？Ernst引述了李开复（曾任Apple、Microsoft与Google等公司高层，现为风险资本业者）在2018年的分析，当时李开复认为，中国可以超越美国，因为AI已经从“发现”（discovery）阶段来到“实现”（implementation）阶段，而且由“专门知识”（expertise）进展到以“数据”（data）为王，因此对中国来说，重要的是“数据的力量”。

李开复认为，中国的成功关键在于人力成本相对较低的大量大学毕业生，这些人力能忍受长时间重复性工作，对大量的数据进行分类以训练AI算法；他建议，中国应该要利用其“大数据宝库”，在较低成本的AI应用大众市场上领先。虽然有大部分中国AI产业都采纳了李开复的建议，但Ernst的观察是，这种策略在中国发展的效果并不好。

Ernst指出，李开复对AI的永久性研发革命之理解有误，因为AI的“发现”与“实现”应该是同时发生；AI是一个仍在演化的技术领域，同时有大量新型态的神经网络崛起，中国不能只根据会过时的神经网络来发展AI应用。

Ernst的研究报告想传达的最重要讯息或许是：“我们的研究发现，美国在技术出口上的限制，迫使中国强化自我基础与AI研发，以掌握基础核心技术；”他的团队在中国进行访谈后指出，上述三个原本各自独立的中国AI发展路线，可能会因此开始出现变化。中国因为美国的技术限制而积极改革技术性投资与研发策略，这可能反而纠正了其AI创新体系的基础性缺陷。

《EE Times》透过电子邮件询问了Ernst美国产业界可能会受到的影响，他表示，“是时候该接受美国这个世界最强大国家，无法再以一己之力主导AI与IT技术的创新步伐；”美国若要重新获得稳定、可预测而且更能公平分配的贸易收益，应该要回归一种促进而非破坏国际贸易规则的政策。而他也认为，当前美国政策所造成的损害，要花相当长的时间才能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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