撤离中国后的三星印度工厂现状

南韩企业三星电子、现代汽车、起亚汽车和乐金电子正在将生产移出中国，以减少对中国的过度依赖，避免受到当地竞争、地缘政治冲突和经济逆风的打击。

日经新闻报导，三星、现代等南韩企业都正在将生产移出中国，以降低对中国的过度依赖（图片来源：路透社）

一名经常与南韩企业商务往来的日本金融机构消息人士表示：「这些企业会撑这么久才做出决定，或许是怕给中国政府留下坏印象，但现在已经撑不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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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正在逐步撤离中国

报导指出，三星为这波风潮开下了第一枪。随着三星手机近年在中国的销量不断下滑，2018年在中国的市占率仅剩下不到1%，三星位在天津的主要工厂停产，似乎也只是时间问题。

三星已尽力维持其在中国的营运，因为该公司知道，一旦中止营运，肯定会受到积极保护就业的中国政府多方压力。但三星最后还是投降了，去年底决定结束天津厂的智慧手机生产。

三星的动作引发了其他南韩企业的相继跟进。一名南韩企业员工说：「有三星带头，我们的心理压力就会变小。」

现代汽车今年5月将年产量可达到30万辆的北京厂暂停营运，子公司起亚也将在本月稍晚结束江苏省工厂的起亚品牌汽车生产。家电厂商乐金电子最近将所有输往美国的冰箱生产从浙江省工厂移回南韩国内。

同时，三星也正在考虑进一步裁员，提供自愿退休方案给其他广东省智慧手机工厂的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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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企业在中国市场表现逐步下滑

南韩企业对中国的过度暴险以及伴随而来的风险，并不是新闻。但三星、现代这些企业在中国的强劲表现暂时掩盖了这些疑虑。

三星曾经在2012年称霸中国智慧手机市场，现代在中国的汽车销售曾在2016年达到第三名，仅落后福斯和现代汽车。但是中国企业在芯片和汽车业的崛起已让这些南韩企业的美梦破灭。三星如今在中国的市占率排名已掉出前十名，现代汽车也弃守维持在第二集团，下降到第六、第七名。

2017年首尔当局部署美国的飞弹防御系统又让南韩企业面临的问题更加恶化，这项动作受到北京当局的反弹，引发中国民众抵制南韩企业，南韩乐天集团（Lotte）被迫将超市事业退出中国市场。

南韩企业在之后的一年多仍持续感受到后续效应，但就在准备收复失土的时候，美中爆发贸易战。南韩对最大贸易伙伴中国的出口5月年比下滑了20%，对中出口占其总出口比率约26%。

美国对华为的制裁似乎会让情况变得更糟。如果这项措施持续执行，华为从南韩企业收到的大量芯片订单就将必须取消，这将导致芯片市场充斥大量过剩库存，拉低芯片价格，挤压到三星赖以为生的半导体事业利润。

芯片业是南韩经济最重要的产业，占出口比率达到20%。目前芯片市场的市况已经够糟了，从去年秋季开始的价格下滑，让上个月半导体出货额年比下滑31%。

不仅如此，美国威胁对中国产品实行的下一轮关税，涵盖范围将包括南韩强项的智慧手机、个人计算机等产品。这些关税将直接冲击到进口大量零件等中间财到中国的南韩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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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中国后的三星现状如何？

崛起为全球超一流企业的三星电子已经不仅仅是韩国的企业。超国籍企业三星电子会给世人留下怎样的印象呢？在三星电子工作的劳动者们对三星有什么看法呢？特别是，在成为三星电子主要生产基地的亚洲地区劳动者的生活和劳动现状如何呢？

为了得到这个问题的答案，《韩民族日报》访问了越南、印度、印度尼西亚等亚洲3个国家的9个城市。穿梭了2万多公里，约地球半圈的距离，亲自与129名三星电子劳动者见面，进行了问卷调查。

5月22日《韩民族日报》在印度三星诺依达工厂前进行问卷调查（图片来源：《韩民族日报》）

虽然国际劳动团体曾发行过有关三星电子劳动条件的报告书，但这是国内外媒体中的首次尝试。《韩民族日报》对10名工人进行了深入采访，并会见了20多名国际经营、劳动专家。历时70天的全球三星追踪让我们看到了我们模糊猜测但三星却一直试图回避的事实。虽然面对真相可能会很痛苦，但作为全球性企业，这是三星提高品牌价值的必然过程。分5次询问了全球超一流企业三星电子的持续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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骂声与呼喊

印度尼西亚芝卡朗（Cikarang）三星电子工厂合同工Mohammadi（化名，22岁）每天要工作12个小时。他称当地的管理者都很游手好闲，每天喊着“蠢货，没有用的东西”训斥他们。今年5月15日，Mohammadi在工厂附近与《韩民族日报》见面时，连回想起这些骂声来都感到很痛苦。“这是每天都会经历的事情，每天都备受侮辱”。昨天这边线上的30个人，今天那边线上的22个人被侮辱称“要是这样工作的话能做的人很多，趁早辞职吧都”。

虽然管理员称：“接电话或者休息绝对不行，但可以上厕所”，但只是说说而已。在一天到晚不停地工作都难以完成分配额的情况下，不能放心上厕所。如果不能完成分配额，就只能推到第二天，结果只能工作到周末。这种恶性循环一直在重复。

三星电子的工人们将工厂视为“分贝恐怖”。普拉卡西（化名，22岁）是印度诺依达工厂的学徒，当记者问起他有没有回忆起的韩语时，提问还没结束他就大喊“快点快点！”。普拉卡西表示，只要他想暂时退出生产线或坐下，管理人员就会提高嗓门催促他快点干活。普拉卡西还表示：“入社前公司曾表示每两小时就休息一次。但实际上，上午10点10分喝chai（印度式奶茶）就只休息了一次。下午几乎没有休息时间”。

对于印度青年奇特万（化名，21岁）来说，三星是个梦想。但是真正在三星工厂工作的时候，连做梦的时间都没有。奇特万辞去了三星的工作，住在距印度首都新德里9小时火车车程的乡村—阿努菲德拉（音）。他千里迢迢赶到新德里，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他表示：“对于三星我有一些非常想说的话”。

2018年8月至11月，奇特万在印度诺伊达三星电子工厂做生产普及型galaxy手机的主线工作。有一天他发烧，嗓子沙哑。早上一上班，他就找管理员表示从昨天开始，嗓子说不了话，今天只想工作8个小时。当地管理人员立即用脏话催促道：“必须完成目标量后下班，如果不愿意的话可以马上辞职”。转过不能回转的头看看大屏幕，就看见了每人生产目标量为1600台的通知。代号为“1200”的galaxy手机每13秒组装一台，在12个小时内组装完才能关闭。由于是学徒，即使他努力工作，他的工资也达不到最低工资水平。他所面对的三星工厂，是一个累死累活的工作，要么是因病离开、要么是因解除合同而被裁掉的地方。三星并不是一家可以长期工作的公司。

2017年之前都在诺依达工厂做学徒，后来辞职的阿努比（化名，21岁）表示：“我辞掉了三星的工作，在其他电子公司上班。不像三星那样工作很多，也不会挨骂”，“向在索尼和塔塔汽车上班的朋友讲述三星工厂的劳动环境和强度,他们纷纷表示太不像话了”说着摆了摆手。

在越南博林工厂停车场，工人们搭乘的数十辆通勤巴士排起了长队（图片来源：《韩民族日报》）

三星电子通过《可持续经营报告2018》主张“严格禁止职员之间的欺凌”。关于人权政策和管理体制，该报告补充称：“我们作为‘负责任的企业联盟（RBA）’成员单位，遵守《RBA行动规范》”。《RBA行动规范规定》中规定“不得对劳动者进行性骚扰、虐待、体罚、精神或肉体压迫，包括暴言在内的一切残酷和不人道的待遇，也不得对这种待遇构成任何威胁”。在亚洲地区，随处可见三星的官方主张与现实不符的证言。

《韩民族日报》见到的所有三星工厂工人，不是以各国劳动法规定的标准（8小时）在工作，而是以每个工厂设定的“tact time”（tact time：生产一个产品所需的时间）为准。“tate time”是三星每天充斥着分贝恐怖的原因。在印度诺伊达工厂生产旧款galaxy的工人每天要组装1600台。

专家指出，这种tact time管理是三星在半导体和手机领域保持世界最高水平的秘诀。半导体和手机制造业主要是由一名工人排列小型零件、在没有移动的情况下生产商品的劳动密集型简单组装工程。tact time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发挥了戏剧性效应。前面放有电子屏幕用数字和视觉实时压迫，站在后面的管理者大声喊叫，让听觉紧张的神经绷得紧紧的。三星在半导体和手机领域能够成为一流企业的背景，仅靠技术力量是无法解释的。专家分析称：“因为具备了将劳动者榨取到手后以低廉的价格大量生产的量产体制，所以才能称霸”。

阿努比（化名，21岁）表示：“每天向大声喊叫的管理人员分配1600~1700个手机组装，除了按照电子大屏幕上数字减少的节拍工作之外，什么都想不起来”。他一年期间一天假都没有休过。因为他被管理者看中，想成为正式员工。学徒中约有5%将转为正式工。如果转为正式员工，加班也会减少，还会提供各种津贴和福利优惠。实收金额将提高近3倍。管理人员的口头禅是“只要每天努力工作，就能成为正式员工”。辞职后他才明白，自己对顶着蓝色领绳上下班的“三星人”的渴望，已经在能够承受无法持续的极限劳动的青春岁月的时光中发生了改变。当记者问他能否再次回到三星时，他猛地摇头表示：“没有，不会那样的”。

2013年在巴西，由于三星有通过过度的tact time管理强制要求加班的嫌疑，被巴西劳动检察院提起了2.5亿雷亚尔（约1200亿韩元）的损害赔偿诉讼。此后，三星承诺“不会做出超时工作等违背劳动者意愿的行为”，并与巴西政府达成协议，将支付13亿韩元的罚款。巴西三星工厂的tact time规定一般手机和智能手机分别只给32.7秒和2分钟的时间，但在越南和印度则分别缩短到了13~14秒和1分钟左右。在劳动权利微弱的亚洲，三星的面孔变得更加残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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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士和宿舍

三星对员工的工作时间管理并不局限在工厂范围之内，被包装成员工福利的“班车”和“员工宿舍”成了三星管理员工的核心手段。

三星电子越南北宁工厂的工人迪安（化名，21岁）和印度诺伊达工厂的工人莫迪（化名，21岁）每天早晨6点30分从家出发，乘坐7点出发的班车前往工厂。北宁工厂和诺伊达工厂都位于距离当地首都40-50分车程的地方，三星的班车是唯一的上下班交通工具。三星班车每天早晨和夜晚在固定时间从固定点发车，必须乘坐三星班车的工人只能根据班车时间来制定自己的生活计划，即便已经完成规定的工作量，工人也只能等到班车发车时间，才能离开工厂，迟到和早退的问题更是不可能出现。迪安说，“我们像一个队伍一样活动，无法一个人做出行动，如果时间有剩余，就只能加班”。

印度诺伊达工厂周围张贴的三星电子招聘广告（图片来源：《韩民族日报》）

撰写2017年越南三星电子工厂劳动环境报告书的越南劳动组织研究院特别谈到班车制度，表示“另外几家跨国企业也开始效仿三星引进班车系统，使劳动者在工作任务完成后也无法离开，只能做更多工作，等待班车发车。在工厂没有其他可做的事情，就只能通过多加一些班赚钱。这是一种强制使劳动者接受加班系统的恶劣方法，严重剥夺了劳动者的想象力”。

在宿舍，员工更是24小时接受着公司的严密监视。三星越南北宁工厂的一个工人说，“一间宿舍里往往住着很多工作时间不同的工人，下班回到宿舍，总有人在休息，只能安安静静地”。而且在宿舍的公共空间，监控摄像头24小时处于开启状态。越南劳动组织研究院表示，“三星为什么优先录用需要住在职工宿舍的外来工人，这一点非常重要。三星的职工宿舍也是公司为了最大限度提高员工生产效率而完全控制员工时间的一个机制，这样做使员工在住宿上也完全依靠公司，从而无从产生反抗公司的念头”。

三星的工人和工厂周围的居民普遍表示，三星在录用工人时，优先考虑需要搭乘三星班车或者需要住在员工宿舍外地务工人员。在三星工厂门口面向工厂工人经营露天摊的一位北宁居民说，“三星不录用生活在工厂附近的北宁本地人，北宁人进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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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企业”的最低工资

亚洲三国三星电子工厂的工人普遍拿着比本国最低工资还低，或者略高于最低水平的工资，却要把所有生命和时间奉献给三星。三星喜欢雇佣不易生病、身体不易出问题的20岁前后年轻人，然后无情把他们抛弃。印度实习工的平均月薪只有14.1912万韩元，远远比不上准熟练工1.54万卢比（合26.2万韩元）的最低工资。

在距离数百公里的地方同时为三星工厂工作的越南人迪安和印度人莫迪都与不同的同事住在一起生活。身为实习工的莫迪加上加班补贴，一个月的收入一共只有9000卢比（约合15万韩元），就连一个没有床铺的房间租金，他一个人也无力承担。因此，他只能和两个同事一起分摊5000卢比的月租。每次在他上班后，就会有刚交班回来的同事躺在他刚刚睡过的地方休息。每当拖着疲惫的躯体去工作时，莫迪都会想起三星面试官当初问他的问题：“你父亲是做什么的？家庭情况怎么样”？莫迪认为，就是因为自己家庭贫穷，除了拼命工作别无依靠，三星才选择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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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的三星化

记者在越南河内遇到的一位国际劳动组织相关人士说，“三星的经营风格是跨国企业之间追求‘最底线竞争’的方式”，“三星进入的地区都有一个共同点——只要三星工厂进驻，就会在该地区形成国际最低标准，根据相关国家法律规定的最底线对劳动者进行驯服和管理，这就是三星经营的核心”。他说，“从国际观点来看，这一过程被称为‘劳动的三星化’，三星只会进驻到能够使用这种经营方式的国家”。“劳动的三星化”是一种无视劳动者人权，而仅仅把劳动者视为一种“廉价人”的旧时代经营方式。也就是说，三星不断把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韩国社会使用过的方式照搬到发展中国家。

三星电子一年销售额高达243.77万亿韩元，营业利润达到58.89万亿韩元（2018年为准）。其中手机销售额达到100.68万亿韩元、半导体销售额达到86.29万亿韩元。但迄今为止，三星工厂的一些工人依然过着“因为没钱而不吃晚饭”的生活。记者在印尼见到的一位工人运动家表示，“我们甚至需要创造一个持久的概念来解释三星制造的这种榨取和巨大差距”。三星在全球所拥有的“金钱权力”都来自亚洲青年劳动者的泪水、汗水和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