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化时代的第一场贸易战!

目前，国内分析中美贸易战的文章，在我看来都不够深入、深刻，缺乏理论创新。我在本文中提出了全新的概念、说法和理论，这些将有助于人们更加深刻地分析隐含在美国政府政策背后的产业理论基础。如果希望深入了解文章中的研究观点，可以参考《“互联网+”的支撑环境研究》（中国发展出版社2019年11月出版）有关轻装信息化的论述。

危与机，从来都是一体两面——中兴之危，国家之机。

2018年5月1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推特上发文称：“正与中国领导人共同努力，以找到快速恢复中国大型通讯公司中兴业务的办法。”原文称，“（中兴事件造成）中国很多工作岗位的丢失。已下令商务部着手解决。”

4月16日，美国商务部激活禁令后，这场已持续近一个月的中兴危局，正迎来转机。

美国当地时间4月16日，其商务部网站公告，今后7年内，将禁止该国企业向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商中兴通讯出售任何电子技术或通讯元件。公告称，中兴通讯违反了2017年与美国政府达成的和解协议。当时，美国政府指控中兴通讯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出口管制政策。

中兴危局的背后，一场不见硝烟的贸易战争——而这一战争的背景发生在后工业化时代的今天，无论是其时代属性还是贸易战争的本质都没有前车可鉴。

“2018年的中美贸易战不是贸易冲突那么简单，它包含了当下全球信息化时代最深刻的变化，有别于以往工业化时代的贸易战争，是信息时代的第一场贸易纷争。”4月26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李广乾接受《人民周刊》采访，他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兴事件打响了信息时代国际贸易战争的第一枪。

那么，如何看待这场贸易战反复，认清其所处时代背景的本质，对于我们如何转危为机，如何走出一条自主创“芯”之路，应对下一步中美贸易战的变数，至关重要。

一月危机

这次制裁，无疑是中国公司在国际市场上遭遇到的最严厉制裁之一。

自美国商务部激活禁令已有接近1个月，中兴的生产和经营面临着有史以来最大的影响。

4月17日，中兴通讯在深圳和香港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票停牌；其在美国的几大供应商股价也遭重创，其中光纤网络设备生产商狂跌36%，触及近两年低点。

5月6日，中兴向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提交暂停执行拒绝令的申请及相关补充材料。

5月9日，中兴通讯发布公告称：“受拒绝令影响，本公司主要经营活动已无法进行。”

5月中旬，中兴智能手机在国内的主要销售渠道都已暂停销售。京东中兴官方旗舰店取消了“购买”按钮，中兴官网、天猫中兴旗舰店均显示“网站（网店）改版中”。

中兴下一步走向何方，还要看看中美两国之间后续的谈判斡旋结果，以及国产自主可控替代化的发展进程。

信息化时代的第一场贸易战争

《人民周刊》：当前关于中兴事件与中美贸易战有着诸多评论，您如何从中兴事件看待中美贸易战的本质？

李广乾：当前，人类已经进入信息社会，工业社会的产业发展形态如今正在被打破：由“互联网+”所带来的轻装信息化使得各行各业都日益面临着一个统一的、通用的并相互连接的技术或产业发展基础，基于统一的信息化架构之上，因而每个行业都越来越依托类似的“产业基础设施”。

高端芯片就是这些“产业基础设施”之一，这些新型产业基础设施构成信息社会的所有产业发展的瓶颈。尤其特别的是，高端芯片和各类操作系统更是发挥着咽喉的作用。

在新型产业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占据有利地位、实现对于高端芯片与操作系统的自主可控，对于一个大国来说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战略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兴事件打响了信息时代国际贸易战争的第一枪。

从这些年来的发展实践来看，中美正在新型产业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展开激烈竞争。虽然美国已经在不少领域占据领先地位，但中国也在平台建设方面积累了雄厚实力并具备在高端芯片和各类操作系统上发起冲刺的能力。尤其重要的是，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一路高歌猛进，已经具备在整个新兴产业基础设施建设的各个领域实现自主可控的能力、潜力。

《人民周刊》：当前人们在谈论中美贸易战时，往往将其与上世纪80~90年代的日美贸易战特别是广场协议相比较。您怎么看？

李广乾：其实，两者没有可比性。在上世纪80~90年代，上述的新型产业基础设施尚未形成，因此当时的日美贸易战属于典型的工业化时代的贸易纷争，与当前信息时代的中美贸易战有着根本的不同。所以，美国所采取的政策工具和手段也有很大的不同：在当年的日美贸易战中，美国主要是强制性地采取汇率、金融与贸易手段；而当前，美国在汇率、贸易手段不灵的情况下，直接从特定的技术和产业（高端芯片和操作系统）入手，试图“一剑封喉”。因此，当前一些专家学者通过比较中国和日本相对于美国GDP的规模与占比，去分析中美贸易战的未来发展趋势与应对策略，显然是不够的。

《人民周刊》：面对中兴事件，很多人将当前“缺芯少魂”的局面归咎于外卖、共享单车等“互联网+”的快速崛起。您如何评价这种观点？

李广乾：这与我们片面认识和理解“互联网+”有密切关系。当前，很多人将外卖和共享单车等互联网新业态、新模式看作是“互联网+”的全部内容，这是不够的。

实际上，“互联网+”的本质属性，是由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所重构的信息化，即轻装信息化，同样包括信息化建设的七个基本要素，即信息技术应用、信息化政策法规和标准规范、信息化人才、信息网络安全、信息资源、信息网络、信息技术和产业。

我国信息化的健康发展，需要我们协调这七个方面的关系。外卖、共享单车作为信息化的行业应用，需要得到其他各要素的支撑和保障，特别是需要建立信息技术如高端芯片与基础软件方面的自主可控的能力。否则，“互联网+”的发展就将面临“头重脚轻”的危险。

《人民周刊》：多年前我国就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了，但我国却仍然有众多高端机械装备特别是高端芯片无法生产。那么您如何看待当前我国工业化的发展水平？

李广乾：我们必须认识到，我国的工业化主要是在打破传统的计划经济时代的工业体系基础上，走来料加工之路发展起来的，因此我国的工业化实际上是不完整的，我们可以将我国的工业化称之为“半截子工业化”。

“半截子工业化”具有两个严重的不足。首先是由于没有产品与生产工艺的研发设计、技术标准化方面的积淀，无法有效地建立自主创新体系。其次，“半截子工业化”也不利于工业化与信息化的“两化深度融合”。这是当前我国产业结构难以走向高端化、高端芯片产业发展举步维艰的根本原因，也是我们遭遇中美贸易战时必须冷静面对的客观事实。

危中之机：自主创芯路

两年前的4月19日，习近平***主持召开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同建设网络强国战略目标相比，我们在很多方面还有不小差距，其中最大的差距在核心技术上。习***对此一语中的：互联网核心技术是我们最大的“命门”，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是我们最大的隐患。

两年后的4月20日，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召开。习近平***出席会议，再度强调，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要下定决心、保持恒心、找准重心，加速推动信息领域核心技术突破。

《人民周刊》：中国芯片如何加强战略布局、走出一条自主创“芯”之路呢？

李广乾：长期以来，一些人习惯从国际产业分工和比较优势理论出发，主张我国专注于中低端制造业，从欧美购买高端技术产品。这也使得我国在发展高端芯片与各类操作系统方面瞻前顾后、犹豫不决。然而，新型产业基础设施让我们从理论上清晰地认识到了高端芯片与操作系统在信息社会发展中的极端重要性，远非比较优势那么简单了，容不得我们有任何的三心二意。习近平***近来也反复强调，要加速推动信息领域核心技术的突破。

当前我国已经形成了比较充分的芯片产业发展基础。下一步，我们应该引导“互联网+”行动发展方向，优化信息化发展结构，加强核心技术保障能力和水平，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互联网+”就将加速我国芯片产业重现高铁领域的强势崛起。

在加快芯片高端化的同时，我们千万不能放任我国在核心操作系统方面长期受制于人的风险。在补足硬件短板的同时，必须同时补足我国在PC操作系统、移动智能终端操作系统、物联网、大数据等领域的短板，真正地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缺芯少魂”的毛病。

《人民周刊》：当前国家已经开始行动，加大高端芯片产业发展力度。您认为下一步，中国在自主创“芯”之路上还将采取哪些努力和措施？

李广乾：我们有信心，中国芯志在必得，中国的经济体量足以支撑中国发展芯片新的生态体系，足以支撑我国芯片领域的自主创新体系发展，打赢信息时代的这场中美贸易战。

下一步，我国还需从以下三个方面强化我国的自主创“芯”的体系能力建设：

首先是优化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等各方面资金的投资方向和产业布局。下一步应该围绕强化我国芯片产业自主创新的生态体系建设，加强和优化上下游产业链的投资布局，促进我国芯片产业做大做强。与此同时，从国家战略高度，重新启动已经中断多年的我国自主操作系统的自主化进程。要不计成本，通过政府采购，在政府机构、国防以及金融等国家关键信息基础设施领域，在PC、移动智能终端、物联网等核心操作系统领域，培育一个可竞争的技术应用环境，开发一个不断成熟的可替代的操作系统。

其次是加强重点领域的高端芯片技术突破。当前，人工智能（AI）、无人驾驶等领域成为高端芯片技术发展的热点，我国在这方面已经具备较强的技术实力，有望在这些领域取得突破，为我国在高端芯片领域获得更多的控制权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第三，加强芯片行业组织建设。加强高端芯片联盟建设，充分发挥联盟在联系产业上下游、强化信息服务、促进行业技术进步与标准规范建设方面的作用，强化联盟在联系企业、市场与政府之间的中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