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穷人的孩子，正在被手机废掉

“绝大多数孩子会强烈要求在外打工的父母买手机，他们寒暑假的生物钟是晚上通宵玩游戏，上午睡觉，下午起床继续玩。”

一块屏幕可能会让农村孩子突破阶层，但也可能成为毁了农村孩子的利器。

“留守儿童趁父母回家过年，偷偷拿手机玩游戏充值，最多的充了20多万元。”

在反网瘾社会组织当义工的廖秋斌对媒体说，中国留守儿童的“手机病”已经非常严重。在他们的组建的受害者互助群里，孩子拿家长手机玩游戏，花掉几万块钱的案例，不在少数。

据新华社报道，湖南郴州一间农村初中的班主任吴耀娟说，他们学校80%都是留守儿童，“绝大多数孩子会强烈要求在外打工的父母买手机，他们寒暑假的生物钟是晚上通宵玩游戏，上午睡觉，下午起床继续玩”。有孩子沉迷手机后，成绩从第一学期的80多分，滑到40多分，后来再也没有及格过。

农村孩子沉溺机的背后，是早已存在的留守儿童教育问题。

去年年底，中青报发表了一篇名为《这块屏幕可能改变命运》的文章，在网络上引起了人们对于技术改变命运的热议，但它没有提到的是，同一块屏幕也可能成为毁了农村孩子的利器。

《纽约时报》近期的一篇文章指出，穷人更喜欢和更容易沉溺于屏幕和电子产品，而富人们崇尚不玩手机，不打电话，不上社交网络，不回电子邮件的生活。

关于“青少年手机成瘾”的争论这些年在网上时有发生，但加上“富人”与“穷人”的区别或许能更刺激我们的神经。

智能设备可能改善农村孩子的未来，也可能毁掉它。

农村留守儿童，网瘾的首要受害者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中国青少年上网行为调查报告》显示，截止2015年底，中国农村青少年网民数量约为7921万。

互联网的发展极大地连接了中国的城市和乡村，农村青少年通过这块小小的屏幕了解到外面世界的精彩纷呈，同时也使得他们身陷网络游戏成瘾的重灾区。

其中，近700万自制力低下的农村留守儿童，成了网瘾的首要受害者。

上世纪90年代那场人口大迁徙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近些年来国内城市化的迅速发展导致了乡村日益空心化，农村孩子的家长们大多外出打工，把孩子交由祖父母抚养。

湖北黄冈的乡下。

这届子女正好又是计划生育政策下的第一代独生子女，他们没有兄弟姐妹作为童年玩伴，祖父母能保证孩子吃饱穿暖，可他们大多年迈体弱、学识水平不高，只能将孙子孙女放养，或者借由寄宿制度交由学校教育。

父母缺位、隔代教育、缺少玩伴和寄宿制度使得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面临着很大的挑战。

农村基础设施匮乏，娱乐生活单调乏味，据《第六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数据公报》显示，截至2013年12月31日，我国农村体育场地面积为6.12亿平方米，连城镇数据的一半都不到，且在67.97万个农村体育场地中，仅有2.73万个室内体育场地，远远少于城镇的12.87万个室内体育场地。

这也意味着一旦遇到刮风下雨的恶劣天气状况，农村的孩子就无处可去。

城镇和乡村体育场地面积存在巨大的差距。/ 《第六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数据公报》

为了给孩子“解闷”，方便与孩子联系，父母们大多会给孩子买一台智能手机。

与此同时，正处于“躁动青春期”的孩子独立意识觉醒，探索世界的欲望骤增。中国的孩子向来对于自己的支配权就十分有限，求知的欲望得不到满足，情绪的发泄没有出口，就会转而从线上社交、短视频直播和网络游戏中寻找寄托和满足。

从前，乡村孩子的童年，是逮鱼抓虾掏鸟窝，弹珠跳绳捉迷藏，后来，电视的普及占据了他们大部分的课余时间，这几年随着智能手机的“上山下乡”，孩子们慢慢的也不看电视了，毕竟那块屏幕里什么都有，而且还能见识到自己从来没有体验过的世界。

本该在自然中嬉戏的孩子们，如今却沉迷在网络的世界里。

可是青春期的孩子大多处于盲目模仿、心理状态极不稳定、自我约束力低下的时期，一旦几个孩子开了玩游戏的头，就很容易形成示范效应。

于是，我们过年回家就会看到这样的场景：家里的几个孩子总是围在一起，端着手机，熟练地“走位”、“团战”，有人开口“带带我”，就会有人出来充当大哥。

网络的虚拟世界承载了农村孩子青春期无处释放的情绪，构建了他们对于外界的想象。但在另一方面，过度沉溺于游戏，也造成他们精神世界的荒漠化。

过度沉溺于游戏同时有可能助长农村孩子的“反学校心理”，他们会在课堂上制造各种混乱来表达对学校的抗拒，以此来表示瞧不起作为“知识代言者”的农村老师，这种反学校心理具有屌丝和土豪的双重属性。

农村小孩在课后玩手机。

电影《米花之味》中，在城市打工的妈妈返回农村的家，却发现女儿犯上了所有留守儿童都容易犯上的问题：爱撒谎，在学校调皮捣蛋，和老师唱反调，回家偷手机玩，口无遮拦得开玩笑，还偷了寺庙给新人的钱，带着朋友通宵上网。

或许是因为愧疚于长时间不在女儿身边，或许是因为离开女儿太久一时不知如何管教，刚回来的妈妈在看到女儿的陋习后，没有直接训斥女儿，而在不断发现女儿的坏习惯后，她的忍耐也慢慢到了极限……

影片有一个片段十分令人印象深刻，晚上在庄严的寺庙外，女儿和玩伴们聚在一起蹭无线玩手机，妈妈见到之后没有直接管教，而是走去拉了电闸，对女儿说了句“佛祖要睡觉了”。

低头玩手机的孩子和他们背后沉默的佛祖。

中国的家长多么看重自己家孩子的成绩，相信大家都深有体会。据中国教育报家庭教育周刊在2018年9月发布的《全国家庭教育状况调查报告》，将近80％的家长将孩子的学习成绩视为他们最关注的方面。

但相比起城市里的中产家庭，农村的家长对于子女的教育问题普遍没有他们那么大的焦虑感，农村家长对于孩子的成长要求很简单：走出去，养活自己，改善自己和家人的生活环境。

他们对于子女的未来未必就有更开放和豁达的心态，看似“开放”的教育理念或许是因为他们长期不在孩子身边陪伴，心有亏欠；又或许是在他们狭窄的眼界里，孩子长大之后如果能成为一个公务员或者老师，这就已经是一件足够向乡里乡亲夸耀的事情了。

“读书无用论”一直肆虐在中国的底层社会之中，据调查，在底层家庭中，家庭年收入处于 5-10 万之间的“村庄富裕阶层家庭”对读书的有用性认同度最高，而家庭年收入处于 1 万以下的“村庄贫困阶层家庭”认为读书无用的比例最高。

“书，没用呀”，此语出自北京市郊区一所打工子弟学校的学生。/ 纪录片《我是打工子弟》

换句话说，家里越穷，越觉得读书无用。（那些年薪百万的农村家庭，我们就别为他们操这份心啦。）

贫穷限制了家长的想象力，也早早地给孩子的命运进行了无情的宣判。

家长的想法最直接地传递给了自己的孩子，既然读书无用，那么孩子在学校的日子就会游手好闲、无所事事，不完成课业，甚至会无故扰乱课堂纪律。

为了避免意外伤害，现在的中小学很少组织大型的学生出游活动，手机游戏巧妙地填补上了课余时间的空档，孩子们可以在游戏的世界里“称王称霸”，以此缓解农村生活的无聊和对父母的思念。

街头沉迷玩手机的小学生。

孩子沉溺手机，家长也应该反思

米尔斯曾说“个人只有通过置身于所处的时代之中，才能理解他自己的经历并把握自身的命运。”而著名学者孙立平教授早在新世纪初始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在面对一个断裂的社会和时代。”

社会的洪流滚滚袭来，我们这一代人都在不知不觉中被卷入这个断裂的时代，作家梁鸿在《断裂时代的“痛”与“爱”》中，说到断裂时代的最大特点，就是“一整个阶层无法被包容到整体的社会结构之中，他们被迫成为漂泊者，成为社会的病症和问题。”

中国农村的留守儿童问题成了上个世纪打工潮时代的“遗留病症”，孤僻乖张、敏感孤单、焦虑迷茫……媒体不断塑造出一个同质化的留守儿童形象，如今，沉溺于手机游戏也成了他们的原生之罪。

极限男人帮陪伴留守儿童，王迅正给孩子播放他爸爸的录像。/ 《极限挑战》第四季

尽管户籍制度已经有所松动，但长期以来户籍制度造成的城乡二元结构仍然顽固，城乡资源分配不均，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而进城农民工却无法轻易获得城市户籍，也不能享受和城镇市民的同等待遇，如医疗保障权和子女受教育权等。

子女就近入学难、城市消费水平高，种种原因使得大多数农民工把自己的孩子放在老家交由其祖父母或者亲戚抚养。“城市—农村”的断裂，由此成为了留守儿童社会联结断裂的开端。

一对父母为了让孩子将来能接受更好的教育，摆脱艰苦的农村生活，选择离开他们到外地打工，两个孩子便成为了留守儿童。/ 电影《归途列车》

父母在外打工并不一定必然导致孩子放纵自我、沉迷游戏，有部分家长会选择通过手机、微信等通讯工具实时和孩子及其老师沟通，关注孩子在学校的成长。

亲子互动程度极大地影响着农村孩子的成长，如果父母对子女的关爱不足，与学校老师缺乏沟通，留守儿童的社会支持也会相应的偏弱，“家庭—学校”的断裂接连而来。

调查显示，当农村留守儿童的家长对孩子的学业管教严格时，孩子对于学习的态度会变得比平时更加认真，学校的老师也会相应的选择和家长相似的态度对待这名学生；一旦家长对孩子的监护力度下降，留守儿童就易产生学习效率低下、学习目的不清甚至厌学的状况。

当家长不能完成对于孩子教育问题的基本监管时，学校教育理应弥补上这个缺失，可实际上，农村教育设施落后，人力与物力资源缺乏，一个班主任通常要管几十个学生，没有精力照顾到每一个学生的学习和情绪。

留守儿童在原生家庭中的归属感，因为父母的缺位而被人为地弱化，当他们自然而然把这种归属感转移到学校和老师身上时，又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这极易让其产生挫败感和迷茫情绪。

“我们生活在一个彼此遗忘的断裂时代。”/ 学者梁鸿在“第三届单向街·书店文学节”进行主题演讲

农村的孩子大多在“城市—乡村”和“家庭—学校”这两大断裂带上艰难地抉择，自己是要勇敢面对，还是消极逃避，勇敢面对者或者还能像刘媛媛那样成为北大才女，面对镜头向亿万中国人讲述自己寒门贵子的经历，而消极逃避者只能扣动着那块透着莹莹绿光的屏幕，却不知道也不愿意想象自己的未来在哪里。

当然，手机游戏并不一定就是洪水猛兽，学者王磊光就认为手机对于缓解农村原子化危机有好处，计划生育和农民工大量进城导致中国农村的原子化状况尤为严重，农村人口急剧减少，原有的集体性文化活动也消失殆尽，大人们很少再走家串户、举办大型宗族祭祀活动，小孩子们也不再一起爬树掏蛋、下河捞鱼。手机为孩子们参加集体性活动提供了机会，成了孩子们沟通交流的媒介和渠道。

“唯有重新创造一种集体性的文化环境和文化生活，才有可能将孩子从手机中解放出来。”王磊光教授说。

纪录片《小彪与狗》中，正在玩手机的贵州初二学生小彪。

“毁掉穷人孩子”的锅，该由谁来背

“毁掉中国穷人家孩子”的这口锅，一听就十分黑且大，谁也不敢轻易地背上，乍听一下，手机游戏运营商似乎要负首要责任。

这些年来，家长和社会也把主要的关注点放在了手机游戏上面，设立游戏分级制度，设置“防沉迷系统”，由远程的家长监测孩子的上网打游戏情况，随时对孩子进行管教。

当然，我们必须承认手机依赖对于农村留守儿童学业、生活的负面作用。但在电子竞技已经成为亚运会正式比赛项目的现代社会，一味地妖魔化网络游戏也是不可取的。

游戏工业在农村孩子手机上瘾的过程中只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穷人家的孩子更容易沉溺于电子产品，关键在于乡村教育环境的变迁，而不是电子产品或游戏本身的问题。

孩子沉溺手机和游戏，主要是教育、家庭、环境影响等问题。

相比起富人，穷人更容易沉溺于电子产品，这样的调查结果很容易使人陷入阶层固化的紧张情绪之中，是不是穷人家的孩子就永远没有出头之日，是不是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的隔阂早已为我们划分了社会阶层？类似的担忧实在不宜过度。

一方面，青少年教育成长的关键，在于其自身如何在“断裂的时代”辨析和定位自我；另一方面，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和心灵成长，关系着我们一代人的“痛”与“爱”，没人能把自己剥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