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NA 取证是否绝对严谨?握手十秒就能转移一个人的DNA至他从未接触过物体

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法医学中的 DNA 分析法还处于起步阶段，法医取证还需要得到犯罪的一些身体的液体，通常是血液、精液或唾液来形成罪犯的基因图谱。

这种情况在 1997 年发生了改变，当时澳大利亚法医学家 Roland van Oorschot 发表了一篇名为 DNAFingerprints from Fingerprints 的论文，震惊了整个刑事司法界。

研究表明，DNA 不仅可以从体液中检测到，还可以从罪犯触摸留下的痕迹中检测到。这开启了指纹搜证的热潮，世界各地的调查人员开始搜寻犯罪现场的任何罪犯可能触摸的地方，例如门把手、工作台面、刀柄。

这些犯罪现场的 DNA 残留对现场勘测的法医寻找犯罪嫌疑人来说至关重要。在我们以往的印象当中，只要嫌疑人直接遗留于犯罪现场的 DNA，排除合理怀疑的情况下，就可以起到相应的指证作用。

但在 2 月 21 的美国法医学年会上法医科学家 Cynthia Cale 发表了一个令人吃惊的发现，通过长约 10 秒的握手就可以将一个人的 DNA 转移到他从未接触过的物体上。

印第安纳波利斯大学法医学家 Leann Rizor 在大会上报告表示，在先前的一项独立研究中发现，最后一个接触物品的人和在物体上遗留 DNA 最多的人往往并不是同一个。研究表明，当一个人接触刀柄后，刀柄上遗留下的 DNA往往并不单单只是是他自己本身的 DNA，相反，曾经与他握手的人的 DNA 占绝大多数。

此前，休斯顿法医科学中心的 Cale 发现，握手两分钟可以通过另一个人的手将一个人的 DNA 转移到一个物体上。但许多研究者提出质疑，两分钟的握手时间在现实世界中有点不切实际。但在新的实验中，Cale 将握手时间缩短至 10 秒，结果发现即使 10s 的短暂接触也可能”意外”转移 DNA。

而 Rizor 教授的另一个实验也证明了同样的事情，研究人员安排四名印第安纳波利斯大学的学生坐在一张桌子旁边，他们可以在一个公共饮料投放处倒取饮料。研究人员并不限制 4 名学生的活动，他们可以自由地交谈、走动甚至离开房间。当所有学生都领取饮料，研究人员分析了公共饮料投放处、4 个学生杯子及 4 名学生手上的DNA。

结果发现，投放处及所有杯子上均出现了 4 名学生的 DNA，甚至房间里的一些物品还出现了其他旁观者的 DNA，旁观者通过打喷嚏或咳嗽等方法将其 DNA 传递至环境当中。这使得研究者无法明确这些 DNA 究竟是来源于谁，也无法明确这些 DNA 与物品接触时间之间的关系。这项研究表明，DNA 可以在社会环境中以不可预测的方式轻松转移。

早在 2011 年，就出现过更真实的案件，当时调查人员子在一名被谋杀的女性 Anne Marie Foy 指甲上发现了 DNA，通过数据库进行比对，这与一位名为 David Butler 英国出租车司机的 DNA 相符。但 Butler 发誓他从未见过那个女人，他的辩护律师指出，Butler 有很严重的皮肤病，以至于其他的汽车司机都戏称 Butler 为”Flaky”。

图|BBC曾对David Butler的事件进行过深度报道（来源:BBC）

图|David Butler（来源：BBC）

他辩护律师推测，也许那天，真凶曾经搭乘过 Butler 的车，曾同处于狭小密封空间的真凶在无意中沾染了 Butler 的 DNA, 从而导致被谋杀的女性指甲上残留着 Butler 的 DNA。并且罪犯使用十分残忍且暴力的手法杀死了 Foy，这个 Butler 的身体状态并不相符，Butler 已经满头白发，并被呼吸道疾病困扰。

即使调查人员不相信这种解释，但陪审员相信。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Butler 被判入狱八个月后无罪释放。尽管如此，当时已经 65 岁 Butler 在监狱中的被其他犯人殴打，因为其他罪犯误以为他是一名性犯罪者。在获释后，他十分严厉地批评了警方对证据的盲目信任。

Butler 曾接受 BBC 的采访，并表示:”DNA 已经成为警方的灵丹妙药。他们以为是我的 DNA，所以凶手就一定是我。”

（图源：pixabay）

但 Butler 的案件只是法医学领域日益突出的问题之一: 指纹、DNA 或枪击残留物究竟属于什么类型的证据？伦敦大学学院法证科学中心主任 Ruth Morgan 和她的同事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在 2010 年至 2016 年间，英格兰和威尔士对 218 起成功上诉案件的裁决显示，DNA 证据存在一定的误导性，其主要问题在于其相关性、有效性或实用性，这些证据会在证明审判过程中起到无法忽视的作用。

但这不是并法医学第一次受到审视。2015 年，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合著发布了一份报告，为头发分析取证画上了句号，而指纹匹配 (在犯罪现场发现) 和指纹匹配 (从嫌疑人身上提取) 也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

但我们并不能全盘否定 DNA 侦查技术，2018 年 4 月，美国加州警方通过DNA 数据库，在加州首府萨克拉门托附近的西特勒斯海茨市（Citrus Heights）逮捕了一名 72 岁退休警员 DeAngelo，指控他涉嫌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犯下一系列强奸和谋杀案，并认为他就是当时轰动一时的金州杀手 (Golden State Killer)，也被称为东区强奸犯 (East AreaRapist)。

图 | 美联社曾报道过臭名昭着的金州杀手庭审（来源：美联社）

自第一例悬案解决以来，美国 DNA 刑侦的洪闸已打开，多例”悬案”正以一种之前不敢想象的速度被解决。在这些案件的破解过程中，调查人员可以将长期未能结案的强奸谋杀案遗传学证据输入了可公开访问的 DNA 数据库中，然后系谱学家可以用遗传信息匹配远亲以找到可能的嫌疑人，这种侦查结合了DNA 数据、出生记录和社交媒体资料。系谱学家们也给出预测，很快将可利用 DNA 数据库解决数以百计的罪案。Science 还将 DNA 侦查技术评为 2018 年十大科学年度突破。

但是如何取证，如何确定取证的有用性，取证的正确性，是否过度依赖 DNA 侦查技术，这些才是我们最应该考虑的问题。

法医科学家 Cynthia Cale 表示，这种 DNA 转移现象确实会造成犯罪现场调查的复杂化，但这并不意味着 DNA 证据不可靠。虽然与另一个人或物体的短暂接触会造成 DNA 的广泛传播，但这种”意外”传播通常并不稳定，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意外”留下的 DNA 会因为各种原因被降解。

Prinz 教授补充道，目前尚不清楚这种类型的 DNA 转移对犯罪现场的调查有多大的影响。但这也足以引起犯罪现场调查人员的注意，因为在处理”凶器”时，应该更加全面地考虑和分析这些”意外”的 DNA 残留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