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G时代中国成了“排头兵”

移动通讯技术的进步迭代，把技术问题演化成商业问题，商业问题又演化成了产业配套的导向问题。

原本，中国在通信领域只是个后来者，1G时代是空白，从2G到4G跟在别人后面追赶，却不料，在开启5G时代却成了“排头兵”。中国一跃而起凭得是什么？

对此，首先从5G的技术逻辑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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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的技术逻辑

正如“理论是灰色的，但生活之树长青”，抛开LTE频谱划分、频率电波、控制信道编码等各种繁杂的专业术语不谈，从生活的角度看5G，其背后实则隐藏着整个移动通讯进步迭代的技术逻辑：

君不见，摩尔定律持续发酵，半导体计算能力呈几何倍数增长。芯片体积越来越小，7纳米芯片刚量产，更先进的5纳米制程又来了。一个Wifi、一部手机、就连手机芯片都卖出了“白菜价”。5G更是按下了移动通信技术迭代的“快进键”。

想想5G科技的“神奇魔力”：不单将通信波长缩短至毫米级，还能实现一平方公里内同时连接100万个传感器，这使得超大规模的数据采集和处理成为可能，进而增强了随时随地“万物互联”的科幻式体验。

与此同时，通信产业链接也在跟着增加，包括通信设备（基站、天线、光网络）、终端应用（移动设备更新、车联网）、高清网络视频、VR/AR等各种应用场景及其产业延伸都处在产业链革新的前夜。

有预测称：“5G到2035年将促使全世界GDP增加7%，约35000亿美元，新增就业岗位约2200万。”也难怪从国家到企业，再到普罗大众普遍都对5G喜大普奔、趋之若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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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的现实难题

虽然愿景很美好，可是发展5G哪有那么容易？且不说，号称“万物互联”的5G需要承载更多智能设备的连接，是否会拖累其数据传输速度还有待考量。

更核心的问题是5G投资变现问题，单是5G基站建设成本就足以难倒一大片。因为随着通信量的剧增，移动通讯技术也将经历“大哥大、诺基亚时期无线电波长趋长——4G时期频率趋高、速度趋快——5G时期波长趋短甚至趋近于直线”的迭代过程，这也意味着移动通信基站的数量必然将随之大幅度增加。

原因很简单：“电磁波在传输的过程中频率越高、波长越短，其在传播的过程中衰减的就越厉害”。处于高频段的5G由于毫米波传输距离短，就面临着传播过程中覆盖能力大幅减弱的问题。

因此，相较于4G，覆盖同一区域5G就需要更多的基站，其基站数量将约是4G的5倍。

可基站是要花钱买的，谁愿意出这么高的成本？从2G、3G到4G、5G，越来越短的代差间隔，极大地压缩了移动通信投资回收期，也造成了利润及利润率增长的巨大压力。

再者，运营商还面临着基站建设、租赁成本和物业谈判等诸多压力。

况且，那么多的基站，每一个基站内又需要安装无数的芯片，投入各种各样的设施，钱从哪里来？这还不算，受制于波长较短的制约，将来大规模天线的使用使得5G基站成本更高，还需新建或大规模改造核心网和传输网，后期的设备升级、维护都需要足够的经费维持。

即便是造出来了，5G网络建设的高昂成本最后也可能要由消费者来消化。事实上，“最近推出5G试验套餐的芬兰运营商，就是按照5倍的价格去定用户月费用的！”如此盘算下来，5G基站建设“处处都得用钱”，从投入到成本回收，这些压力都会使很多运营商“三思而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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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两条路线

本是简单的移动通讯技术问题，却因为5G基站的畸高成本被演化成了商业问题。也正是基于商业原则，为了降低运营成本保证利润空间，发达国家走了一条商业化的路线。

比如美国，一向主导“互联网自由”，可是没有利润，偏僻落后的地方运营商就不会装网络基站，据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统计，在美国农村地区，39%的人没有接入宽带互联网，在城市这一比例仅为4%。也难怪，一入美国大峡谷便无法使用智能手机，好似与世隔绝。

如今，美国5G网络布局同样主要集中在大城市，且倾向于NSA模式，即在4G的基础上略加改造，主要是为了弥补4G网络覆盖密度低的缺陷，根本无法满足5G对低时延和传输可靠性的要求。

虽然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团队也曾想由政府主导建设集中化的5G网络企业租用，但一经报道，就遭到了国内民众的反对。

而在中国，“基站下乡”等得到了广泛落实。相关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各类移动基站（电台、微波、长波）近640万个，3G/4G基站总数达到479万个，其中4G基站的数量达到了339.3万个，而同期美国不超过30万个、印度不超过70万个。

另一方面，中国自2016年1月开始研发5G技术，预计2020年将建成100万个5G基站，全面铺开时将达到3000万个基站。

不止如此，中国政府采用频谱资源分配的方式，按照不同比例分给三大运营商、广电等。

对5G公众移动通信系统频率占用费标准实行“头3年减免，后3年逐步到位”的优惠政策，直接减轻了运营商的5G运营成本。

更重要的是，中国5G明确采用SA独立组网模式，独立于4G另外组网，吻合5G未来的不同应用场景。

而且，在中国的5G发展普遍得到各级政府部门支持，“先公有大楼、后全覆盖”，不仅降低了建设成本，也大大加快了网络部署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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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配套的中国套路

如前所述，5G布局的商业问题在中国并不突出，然而产业配套的导向问题又该何解？

毕竟，5G的发展并不只是移动通信、建设基站这么简单，还涉及与之相关的一系列产业配套：上游要搞基站升级，中游要兼顾网络建设，下游还要匹配云计算、车联网、物联网等终端产品应用场景，其间还包括光纤光缆、光模块、小微基站等各细分产业链。

此时，中国的大市场又将产业配套问题化解于无形。毕竟，由于中国体量太大，仅中国移动用户数量就高达9亿多，比欧美发达国家运营商的用户总和都多，中国无疑拥有5G时代绝对的市场优势。

再加上，TDD和FDD作为移动通信系统中的两大双工制式。在3G/4G时代，欧美普遍采用的FDD模式一直保持着主流的地位，可到了高频率时代对连续大带宽频率资源的需求，中国坚持的TDD模式优势尽显。中国移动通信可谓是拥有TDD网络绝对的市场优势和历史发展经验。

如此一来，全世界的通讯商、工厂，乃至芯片集成电路等方方面面的商人还有谁不跟着中国走？

即便是本着商业原则追求最大市场，也都将按照中国5G大市场这个产业链来匹配，谋求与中国制式配套供应。毋庸置疑，从跟随到突破，从突破到引领，5G的话语权正在发生转移。

更何况，通信领域的最高标准就是编码，而现实中并不是谁的技术高、谁的话语权就最大，反而是“谁的盘子大，谁就来制定游戏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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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5G主导权

遥想3G时代，中国的电信设备市场被“七国八制”，即来自7个国家的8种制式设备瓜分，也正是因为各种制式之间相互割裂，把中国的通信市场肢解的七零八落，有的只得遵循国外通信巨头制定的标准。

可如今，中国占据着市场优势，就是在编码领域也位列第一梯队。在编码领域内的标准立项，中国占了21项，欧洲14项，美国9项，日本4项，韩国只有2项。想当初，高通之所以能横行霸道，就是因为其在通信领域有很多专利，让全世界很多科技公司都惧怕高通。

虽然，基于主要国家手中都占据着一定的5G标准立项，世界5G标准仍旧不可能由一个国家、也不能由少量企业来制定，而是各国各企共同出力。然而，一个完整体系之下的5G标准，需要进行多个子标准的立项，哪个国家和企业立项多，自然在整个5G标准中就拥有主动权。

因为在5G发展的线路图中，中国不仅拥有着中国移动、联通、电信等一批运营商，还有华为这样的通信系统设备制造商，更有世界上最多的天线、直放站等相关的设备生产商。

可以说，任何一项5G的子标准和技术，倘若脱离了中国，都很难玩下去。因此，在5G发展的过程中，由于中国市场最大、出力最多，编码的几率也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