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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实现了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和工业发展，工业化水平巨幅提升。1978—2017年，国内生产总值（GDP）从3679亿元增加到744127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年均实际增长9.6%；其中，工业增加值从1622亿元增加到247860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年均实际增长10.9%。最新国家统计局公布消息：2017年全国GDP达到827122亿元，同比增长6.9%；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6.6%。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测量，2010年，中国整体工业化水平进入工业化后期前半阶段；2015年，中国整体进入工业化后期后半阶段，所有省份都至少进入工业化中期，有3个省份进入后工业化阶段，16个省份进入工业化后期，处于工业化中期的省份仅剩12个。多项研究预测，中国将于2020—2030年全面实现工业化。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工业发展走出一种不同于西方国家传统工业发展模式的“中国模式”，为全球工业化、现代化进程贡献出“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一、因地制宜、循序渐进推进工业经济体制改革
20世纪90年代中东欧国家全盘接受西方发达国家经验，以“休克疗法”等激进手段实行经济转轨。而中国的经济改革始终强调在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三者关系前提下，采取因地制宜、循序渐进方式。一方面通过“摸着石头过河”、以点带面的方式，积极探索并稳步推进适合自身国情的改革方向；另一方面则在保持经济社会稳定的前提下，实行先易后难的增量式改革策略。在改革开放初期，尽管国有经济面临严重危机和重重困难，但中国没有贸然采用全盘私有化的方式解决国有企业的生存危机，而是在始终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不动摇的前提下，采取了两条腿走路的办法。一方面通过试点稳步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另一方面通过积极吸引外资、发展壮大民营企业等非公有制经济增强经济活力，同时倒逼国有经济体制改革。经过四十年发展，不仅国有、民营与“三资”企业在中国工业体系中形成了三足鼎立的格局，而且不同所有制企业间取长补短、相互融合，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混合所有制经济蓬勃发展的局面。2012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混合所有制企业在数量上占到了26.3%，资产占44%，利润总额占41.8%。
（一）循序渐进推进国有工业企业改革
国有企业改革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服务业发展水平相对落后，不仅工业部门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而且国有工业企业在整个工业部门更是占据绝对主导地位。1978年，国有工业企业的产值在工业企业总产值中占比78%，资产总额占比更是高达92%。因此，国有企业改革的主体是国有工业企业的改革。
从改革内容看，国有企业改革的重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在体制上逐步解除国有企业与政府部门的行政隶属关系，使之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权责对等的独立法人，以及与非公有制企业公平竞争的市场主体；二是通过破除所有制偏见、推行股份制改革的方式改善企业公司治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提升国有企业的经济活力与市场竞争力；三是逐步调整和明确国有企业的功能定位，使其有所为有所不为，逐步从一般竞争性行业退出，向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着重在涉及国家安全、自然垄断、公共物品与服务提供行业，以及支柱性及战略新兴产业等领域发挥主导和引导作用，为经济转型和社会发展提供必要的引领作用和公共物品支撑。
从改革过程看，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从改革探索、制度创新进而走向深入的一个较长过程。一般认为，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改革开放之初到十四届三中全会（1993年）前的改革探索阶段，大体经历了十五年时间。这一时期，国有企业改革以“放权让利”为原则，尝试通过承包经营等方式，赋予企业更大的经营自主权和生产积极性，以提高企业活力。尽管承包经营等做法没能对企业形成有效的激励约束，甚至导致了企业行为短期化、国有资产流失等消极后果，但这一时期的探索提高了国有企业的竞争意识，为其在下一阶段改革中真正走向市场奠定了基础。第二个阶段是从十四届三中全会到本世纪初的制度创新与结构调整阶段，大体经历了十年时间。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后，国有企业以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从产权制度、公司治理到组织管理展开了全方位的制度变革与创新。与微观层面的企业制度改革相配合，国家在宏观层面提出了“抓大放小、有进有退、从整体上搞好国有经济”的战略思想，对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进行了战略性调整。第三个阶段以2003年成立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为标志，改革进入以体制变革推动企业改革与发展的新阶段。国资委的设立意味着政府从体制上实现了公共管理职能与出资人代表职能的分离，为实现政企、政资和资企分开，推动国有企业成为真正独立的市场主体奠定了重要的制度基础。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的颁布，国资和国企改革的步伐进一步加快，国资管理体制从管企业为主向管资本为主转变，在强化监管、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前提下，着力于落实企业法人财产权和经营自主权，进一步激发企业活力、创造力和市场竞争力。
如同其他经济社会领域的改革一样，国有企业改革的最大特点是没有简单奉行“拿来主义”，盲目照搬其他国家的经验模式，也不追求一步到位、立竿见影，而是采取上下结合、以点带面，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的方式稳步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改革路径。“上下结合、以点带面”的做法既有利于激发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改革创新积极性，又有助于将好的改革经验在试点成功基础之上推向全国，既能避免因盲目推行改革方案带来的大范围失败的风险，又能确保改革部署的统一推进。“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的做法虽然显得较为保守，但却有利于恰当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避免因为改革过激导致大的经济与社会动荡，进而使改革陷于失败。
（二）解放思想支持非国有工业经济发展
1.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为推进中国工业化进程作出独特贡献。在20世纪80年代初，如果说国有企业是城市经济改革的主要对象，那么乡镇企业则是农村经济改革与发展大潮中的主力军。乡镇企业的前身是在计划经济时代和人民公社体制下形成的社队企业。1984年，随着农村经济改革的深入、人民公社制度的废除，社队企业被正式更名为乡镇企业。
而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推广，在大大提高农业产出和农村收入的同时，使大量劳动力从农业生产中解放出来，形成了庞大的待业群体。为解决农村新生待业群体的就业问题，国家在“七五”计划中，提出“发展乡镇企业是振兴我国农村经济的必由之路”“鼓励农民兴办乡镇企业”，并实施了“星火计划”等鼓励乡镇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国家政策支持加上农村劳动力的解放以及农业剩余的积累，直接推动了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
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不仅推动了中国农村的工业发展，而且成为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特有现象。1978—1997年，乡镇企业数量从150万户增加到2020万户。1978年，乡镇企业创造的产值仅占农村总产值的24%，到1997年这一比重上升到了79%。1978年乡镇企业产值只占国内工业部门总产值的9%，1997年这一比重达到58%。党的十五大之后，随着非公有制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地位的确立，越来越多的乡镇企业通过改制等方式蜕变成为私营企业；但乡镇企业在中国经济发展与工业化进程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历史印记，其独特贡献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缺乏国家财力支持情况下，乡镇企业主要依靠农村自有资金与企业自身积累，在较低负债率的情况下实现了年均20%以上的增长率，一度成为中国经济增长十分重要的带动力量。1998年的统计资料显示，当年乡镇企业实现增加值22186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27.9%；上缴国家税金达1583亿元，占全国税收总额的20.4%。当年乡镇企业出口产品交货值为6854亿元，比1995年增长27%，占全国出口的34.8%。
其次，乡镇企业充分借助农村劳动力优势谋求发展，极大改变了中国农村落后的经济面貌，大大促进了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进程。1998年，乡镇工业企业完成增加值15530亿元，占全国工业增加值的46.3%，在中国工业经济总量中占据了半壁江山，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农村工业化发展道路。在乡镇企业发展的带动下，一大批小城镇迅速崛起。1998年我国仅建制镇就发展到1.9万个，是1978年的5.7倍，全国建制镇约容纳了1.5亿农村居民定居，完成了由农民转向城镇居民的历史性跨越，促进了我国农村城市化的进程。
第三，乡镇企业在特定历史时期发挥了公有制经济的制度优势，为制度转轨后非公有制经济的大发展奠定了重要的人才、资金与技术基础。改革开放以后，党和国家对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的认识是经历较长过程的。在1997年党的十五大“鼓励、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方针确立之前，我国个体、私营等非公经济的发展始终面临所有制结构以及意识形态的双重束缚，未能真正释放其活力。而乡镇企业，特别是乡镇集体企业，作为公有制经济的重要载体，因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在所有制上体现出的制度优越性，在改革开放前二十年获得了长足发展。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不仅为农村地区培育了大量技术工人和企业经营管理人才，而且为企业转型后通过技术改造和升级提升竞争力奠定了必要的资金和技术基础。1997年非公经济发展突破所有制束缚后，大量乡镇集体企业转制成为私营股份制企业，使后者迅速成长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新生力量。
2.私营工业企业的崛起持续推进工业化进程。纵观中国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历程，如果说改革开放后的前二十年是乡镇（集体）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那么改革开放后的后二十年则迎来了私营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20世纪80年代以来，尽管私营经济的合法地位得到确立，发展得到鼓励，但在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分别主导城市和农村经济的格局下，私营企业的发展空间仍然十分有限。私营经济的蓬勃发展是中国解放思想、突破意识形态桎梏，进而在经济和政治制度上，特别是所有制结构上进行重大变革的结果。以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为标志，非公有制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地位得到确认，作用和价值不断得到提升。从1998年开始，私营工业企业作为一个独立的企业类型纳入国家统计局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统计范畴。对比1998年和2016年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1998年，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私营企业的数量仅为6.5%，资产规模、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总额均在5%以下。到2016年，私营企业在数量上已超过一半，资产规模超过20%，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总额均超过1/3。
私营工业企业的崛起不仅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工业化、现代化和城镇化进程，其对中国工业发展的积极贡献还突出表现为：第一，它打破了公有制经济一统天下的市场格局，成长为国有和集体企业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不仅促进了多元化市场主体间的竞争，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而且推动了公有制企业的改革以及不同所有制性质企业间的融合与发展，提升了中国工业企业的整体实力与综合竞争力。国资委数据表明，中央企业引入非公资本形成混合所有制企业的数量已占68.9%；地方国有企业实行混改的企业数量也占到了47%。混合所有制企业已经成为中国市场经济体系中十分重要的微观主体。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已经成为中国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
第二，私营工业企业特别是东部沿海省份的企业，凭借对外开放的区位优势，在外向型经济带动下，推动形成了加工制造业的空间集聚和集群化发展的态势。作为市场经济中最具灵活性和开放性的市场主体，非国有中小企业构成了产业集群在经济规模上迅速扩大以及在地域范围上不断延伸的主要力量。
从产业发展角度看，这些以私营中小企业为主的产业集群通过产业分工合作形成的生产上的协同优势、产能上的规模优势、集群中龙头企业的示范带动效应，以及品牌效应等，大大提高了相关产业在国内外市场上的竞争力。从区域发展角度看，由产业集群形成的“块状经济”极大带动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推动了中国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进程，成为带动区域发展的重要力量。
二、把握时机、坚定不移融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
20世纪80年代，美日欧等发达国家的产业重心向高技术化、信息化和服务化方向转变，并进一步将劳动、资本密集型产业和部分低附加值的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到海外。亚洲“四小龙”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通过大量吸收发达国家的投资，承接美日欧转移出来的重化工业和微电子等高科技产业，出现了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一部分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进一步向外转移的需要；而此时刚刚打开国门且拥有巨大劳动力市场的中国恰好抓住了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不仅顺利成为新一轮产业转移的主要承接者，而且借此融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改变了自身的经济命运和世界经济格局。
中国凭借着自身劳动人口密集的资源优势和改革开放形成的制度与政策优势，吸引了来自周边国家和地区以及西方发达国家巨大的外商投资。而出口导向的外资企业不仅带动了中国加工贸易和对外出口的迅速增长，而且大大促进了中国加工制造业的发展和产业竞争力的提升。
2001年，中国通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全面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中国工业在深化与世界经济的竞争与合作中不断提升整体实力，不仅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基地和世界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众多产业领域形成了明显的比较与竞争优势，正逐步由制造业大国向世界工业强国迈进。中国工业融入全球体系的过程大体可以概括为从“引进来”“走出去”到通过国际产能合作重塑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三个依次递进的发展阶段。
（一）“引进来”：以最优惠政策吸引外商投资，承接国际产业大转移
在对外开放的基本方针下，国家很快将吸引和利用外资作为对外经贸工作的重点，认为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对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1979年，国务院设立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1982年，国家将原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外贸部、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等机构合并，统一设立对外经济贸易部，作为专门的外资管理机构。1986年，国务院出台《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对外资企业，特别是先进技术企业和产品出口企业在土地使用、金融支持、税收政策、企业经营自主权等方面实行一系列“超国民待遇”的优惠政策。1988年，财政部颁布《关于沿海经济开放区鼓励外商投资减征、免征企业所得税和工商统一税的暂行规定》；1991年，全国人大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统一并降低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税负水平。在2007年全国人大实施新税法，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税率之前，外资企业始终享受比内资企业优惠一半以上的所得税税率。从外资企业实际缴纳的所得税税率水平看，中国是当时周边国家中最低的。
针对外资企业设立的一系列超国民待遇的优惠政策，特别是税收优惠政策对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发挥了显著作用。
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从1983年的9.2亿美元增加到2016年的1260亿美元。1993年起，中国成为吸收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此后一直位居发展中国家首位。而作为外商直接投资的重点领域，工业部门特别是制造业领域始终是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部门。1997—2016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累计达1.59万亿美元，制造业实际利用外资累计达7809.6亿美元，占比49.1%。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受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以及我国服务贸易开放程度提高等因素影响，制造业吸引外资的比重虽呈现下降趋势，但“十一五”期间占比仍在53%以上；“十二五”期间，制造业吸收外资下降趋势更加明显，但平均占比仍接近40%。
外资企业对我国工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技术支持和先进的企业制度与管理经验，极大带动了中国产业的扩张和升级。2000年以来的数据表明，外资企业创造了1/4以上的工业产值，是拉动中国工业增长的重要力量。从2000—2014年的数据看，外商投资企业在工业企业资产总计中的占比始终保持在20%以上，平均达到23.8%；在固定资产合计中的占比平均为20.6%，销售产值占比平均达28.4%。外资企业通过引进大量先进技术设备、投资于资金技术密集行业以及更高的投资产出效率，直接提升了中国工业部门的产业结构、技术水平和投资效率。此外，外资企业通过与国内企业的竞争与合作，在人才、技术、管理、产品研发、市场开拓等多方面产生了广泛的示范和溢出效应，促进了境内外人力资源、知识和技术的流动；不仅推动了国内企业的技术进步，而且促使其在经营理念、管理模式和治理结构等方面产生深刻变革。据商务部介绍，截至2013年，已有1800多家外资研发中心在中国运营，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的地区总部超过50家。全球企业研发重心的东移，推动了中国制造业从产业分工链条的低端向中高端迈进。
作为中国融入世界产业分工体系的重要桥梁，外资企业扩大了中国进出口规模，增加了工业制成品的出口比重，改善了中国出口商品的结构，提高了中国工业的国际竞争力。2000—2016年的数据表明，工业企业出口交货值从2000年的1.46万亿元增加到2016年的11.78万亿元，年均增长13.9%，其中外资工业企业的出口交货值占全部工业出口交货值占比在2014年以前始终保持在60%以上，年平均值达到65.9%。中国产品通过外资企业全球化的产业分工链条和销售网络走向世界，使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大国和世界工厂。
（二）“走出去”：充分发挥低要素价格优势参与国际市场竞争
除了以最优惠政策吸引外商投资，弥补中国经济发展的资金、技术缺口，提高中国工业生产力和产业竞争力之外；鼓励和帮助中国企业和产品走出去是中国开放式、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另一项重要内容。事实上，由于改革开放初期引进的外资具有显著的来料加工和成品出口特征，大量引进的外资企业已经极大地带动了中国加工贸易和工业制成品的出口。在此基础上，为进一步刺激内资企业出口，提升出口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在外贸、外汇、投资等领域进行了一系列深刻的体制变革。一方面逐步放松对企业外贸经营权、外商投资领域、外汇等方面的管制，让市场在涉外经贸领域发挥主导作用；另一方面还实行关税减免、出口退税，成立进出口银行、组织商会等一系列出口扶持和援助政策。凭借着“中国制造”在土地、资源、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方面的价格优势以及在加工制造方面形成的产能优势，加上有利政策的扶持，中国出口贸易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增长，工业制成品成了中国产品“走出去”的绝对主力。
1980—2016年，中国出口商品总额从181亿美元增加到2.1万亿美元，工业制成品出口额从90亿美元增加到1.99万亿美元。工业制成品在中国出口商品贸易总额中的比重不断上升，从1980年的50%，到1992年的80%，到1999年的90%，直至2006年后始终保持在95%以上。随着中国工业制成品出口总量的不断攀升，中国工业品占全球市场的比重不断提升。1990年我国制造业占全球的比重为2.7%，居世界第九；到2000年上升到6.0%，居世界第四；2007年达到13.2%，居世界第二；2010年为19.8%，超越美国位居世界第一。2014年这一比重提高到20.8%，继续保持世界第一的位置。按照国际标准工业分类，在22个大类中，中国在7个大类中名列第一，钢铁、水泥、汽车等220多种工业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位。
从工业品的出口结构看，大体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分界线，入世前二十年以轻纺产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1994年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重达到60.5%的历史最高值。入世之后，以2003年机电、高新技术产品等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比重（47.3%）首次超过劳动密集型产品为标志，我国出口商品结构实现了从低附加值的劳动、资源密集型产品向较高附加值的资本密集型产品的重要转变。
尽管总体而言，中国工业国际竞争力主要依赖于低要素价格优势的基本格局尚未根本改变，以技术进步为基础的竞争优势尚显不足，但这一适应特定发展阶段的低成本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战略对中国工业追赶式发展和世界经济稳定和繁荣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对于中国自身而言，一方面，出口导向战略使中国工业在对外贸易中长期保持贸易顺差，为工业再投资和技术升级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来源。另一方面，外资企业与出口导向型内资企业的迅速发展形成了强烈的产业集聚效应，不仅强化了中国加工制造业的规模优势，而且促进了区域经济的繁荣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
（三）国际产能合作：构建全球产业新体系与工业增长新动能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深刻变化，全球经济增长重心逐渐东移，以及中国自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产业结构步伐的加快，新一轮产业转移的条件日渐成熟。从中国自身情况看，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中国需要更充分地统筹国内国外两个市场、运用两种资源，通过全球范围内的产业转移，化解国内富余产能、助推产业结构升级、不断迈向产业价值链高端领域，并藉此更好地参与国际市场规则及标准体系建设。而从世界经济格局看，西方发达国家在金融危机之后努力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全球基础设施建设掀起新热潮，对优质基础装备和产能投资合作也产生了较大需求。在此背景下，中国提出了一种创新性和包容性的对外工业合作模式，即国际产能合作。2015年5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指导意见》，系统阐述了国际产能合作的总体目标、主要任务，以及配套的政策支撑、服务保障与风险防控举措。
从“走出去”角度看，国际产能合作最大的着力点在于改变过去通过贸易进行产品输出的单一模式，而侧重于产业能力的输出。即在充分发挥自身资金、技术、装备等优势基础上，根据对象国的特点和需求，灵活采取投资、工程建设、技术合作、技术援助等多种方式，推动产业合作由加工制造环节为主向合作研发、联合设计、市场营销、品牌培育等高端环节延伸，提高国际合作水平。
为助推产能合作顺利推进，中国政府结合“一带一路”战略部署，面向亚洲、非洲、拉美及发达地区先后提出了国际产能合作的四大合作框架，着力构建以周边重点国家为“主轴”，以非洲、中东和中东欧重点国家为“西翼”，以拉美重点国家为“东翼”，“一轴两翼”产能合作新布局。截至2016年底，中国已与哈萨克斯坦等30多个国家以及东盟等区域组织签署了双边或多边产能合作协议，将产能合作纳入机制化轨道。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在沿线国家发放贷款超过1100亿美元；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承保沿线国家出口和投资超过3200亿美元。中国企业在沿线国家合作建立初具规模的经贸合作区56家，入区企业超过1000家，总产值超过500亿美元。
与改革开放之初以被动承接产业转移和加工贸易方式融入全球分工体系不同，国际产能合作是新时期由中国主动发起和引领的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浪潮，它致力于发挥中国在装备、技术、资金等方面的综合优势，通过对接中国的供给能力和沿线国家的发展需求，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共同发展。通过将更多发展中国家纳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国际产能合作不仅重塑了二战以来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产业分工体系，而且为世界经济注入了发展的新动能。
三、与时俱进、“五化协同”走新型工业化发展之路
市场化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开放式、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使中国工业在改革开放前二十年获得了年均15.9%的增长速度，推动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基地。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原有的粗放式工业增长模式遭遇越来越多的挑战和制约。主要有：第一，中国工业大而不强的局面日益突出。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中国工业依靠低要素价格形成的比较优势随着中国自身要素成本的上升以及来自其他后发国家的竞争而不断弱化，而建立在技术进步和创新基础上的产业竞争优势又尚未形成。中国工业迫切需要通过转变发展方式提升自己的国际竞争力。第二，传统的资源要素驱动型的工业增长模式给中国经济社会带来了严重的资源消耗和环境破坏，日益严峻的资源环境约束迫使中国工业必须转变发展方式，提高工业生产的集约化和绿色化水平。第三，传统的工业优先的经济发展模式造成了严重的城乡和地区经济的不平衡，农业和农村发展水平的落后极大地制约了国内消费水平的提升，难以有效吸收日益扩大的工业产能。工业化的继续推进必须以农业和农村现代化为条件，走协同发展之路。
以2002年党的十六大正式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为标志，中国开始谋求转变工业增长方式以更好地适应国内外经济社会条件的变化，探索可持续的工业发展新路子。从党的十六大首次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到十七大强调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再到十八大提出“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直到2015年中央和国务院在《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中提出，“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党和国家对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内涵及其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拓展和深化，最终形成了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五化协同”的发展理念和行动纲领。
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就工业发展本身而言，是要通过四个方面的转变，即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由低成本竞争优势向质量效益竞争优势转变，由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制造向绿色制造转变，由生产型制造向服务型制造转变，构建一个创新能力强、品质服务优、协作紧密、环境友好的现代产业新体系，显著提升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产业分工和价值链中的地位，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而“五化协同”发展则意味着，在新型工业发展进程中，信息化特别是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是推动工业增长向创新驱动方式转变的抓手和主线，绿色化是贯穿工业制造全过程、支撑工业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而城镇化和农村现代化则意味着通过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实现三者相互支撑、良性互动，形成工农、城乡协调发展、同步向前的格局，使工业发展的成果惠及全民，真正实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新模式。
（一）以“两化融合”为抓手，推动工业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型增长方式转变
进入21世纪，中国越来越意识到信息化不仅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提高工业增长质量和效益的重要力量；更是转变工业增长方式，以创新驱动工业增长、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实现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的关键因素。中国确立了优先发展信息产业，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以“两化融合”为主线推进制造强国的产业发展战略。1997年，中国召开全国信息化工作会议；1998年成立信息产业部。2002年，党的十六大作出了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战略部署。2006年中办、国办联合发布《2006—2020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2007年，党的十七大进一步作出要“大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促进工业由大变强”的部署。2008年，成立十年的信息产业部与发改委工业行业管理部门合并，正式组建工业和信息化部，进一步健全工业和信息化管理体制。2011年，工信部联合其他四部委发布《关于加快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的若干意见》，“两化融合”进入发展快车道。《2015年度中国两化融合发展水平评估报告》显示，“十二五”期间，“两化融合”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催生新业态新模式、支撑新兴产业发展等方面的作用和成效显著，综合反映信息化基础环境、工业应用以及应用效益三方面水平的全国“两化融合”发展指数从52.7提升到72.7，提高了20个百分点。
2016年，工信部发布面向“十三五”的《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发展规划（2016—2020）》，着力打造支撑制造业转型的创业创新平台，积极培育新产品、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加快构建支撑融合发展的基础设施体系，增强制造业转型升级新动能，构筑精细、柔性、智能、绿色的新型制造体系，进一步提升中国制造全球竞争优势，推动制造强国建设。
（二）以绿色生产为主线，构建工业可持续发展之路
中国的工业经济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改变“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质量、低效益、低产出”和“先污染，后治理”为特征的传统工业化道路，走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绿色发展之路。
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提出并制定首个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后，中国很快制定了第一个涵盖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各方面的国家可持续发展行动计划《中国21世纪议程》。1995年，十四届五中全会首次将可持续发展提升至战略高度，并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主张“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2007年，党的十七大不仅决定将科学发展观、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等内容写入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党章》，而且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先进理念。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正式形成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2016年，在“十三五”规划和《中国制造2025》战略部署基础上，工信部专门制定了《工业绿色发展规划（2016—2020）》，确定了未来五年工业绿色发展的五大目标和十项重点任务，着力构建工业绿色发展的推进体制及其配套的政策体系。
（三）以工促农、以城带乡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村现代化同步发展
改革开放开始至20世纪末，受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和农村集体土地制度等因素制约，中国农村和农业资源向非农产业和城市单向流动的局面并没有根本改变，农村现代化水平不仅滞后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甚至出现反向发展趋势。
进入21世纪，国家从“三农问题”入手，开始着力解决工农、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2004年，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认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已经到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阶段。基于这一重要判断，国家在“十一五”规划中提出要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十二五”规划进一步提出要“同步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充分发挥工业化、城镇化对发展现代农业、促进农民增收、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辐射带动作用，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加快现代农业发展步伐。”2012年，党的十八大进一步将“三个同步”提升为“四个同步”，即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2015年，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再次强调要“正确处理发展中的重大关系，重点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促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不断增强发展整体性。”
从“十二五”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看，产业及城乡协调发展的格局正加快形成。从就业结构看，2012—2016 年， 一二三产业的就业比重从33.6：30.3：36.1 转变为27.7：28.8：43.5，就业结构排序从“三、一、二”的发展型模式提升到了“三、二、一”的现代模式。2014年城镇就业人员数量首次超过乡村，城乡就业格局发生了历史性转变。伴随产业和就业结构调整，我国城镇化进程也迎来重大转折点。2013—2016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长7.4%，快于同期人均GDP年均增速0.8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长8.0%，快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1.5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12年的2.88降至2016年的2.72。
四、“有效市场+有为政府”打造中国特色工业发展模式
政府在中国工业发展过程中的主导作用，不仅是由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所决定的，也是由我国经济处于转轨和赶超的发展阶段所决定的。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制度决定了国有经济必须始终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占据主导地位。这种主导地位不一定表现为在经济份额上占据绝对优势，而主要表现在通过市场化的改革提高国有经济自身的发展活力，进而提升其对国民经济的支撑力、带动力和影响力。而中国的大国国情决定了，无论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还是从闭关锁国向融入世界过渡，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通过控制改革节奏和把握开放程度，在确保经济社会稳定的前提下，通过循序渐进的方式和全方位的体制改革构建一个有助于经济转轨和对外开放的经济贸易体制。最后，加速推进工业化进程，实现21世纪中叶进入世界制造强国前列的奋斗目标，同样需要政府在判断全球经济发展趋势和竞争格局变化基础上，不仅在发展战略上作出全局性的规划和部署，而且在战略实施上提供必要的包括制度、基础设施等在内的公共物品和服务支持。
尽管中国的改革开放始终是以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与全球经济全面融合为导向的，但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政府在市场化和国际化为导向的改革开放，以及向创新驱动、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工业转型进程中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甚至是主导性的。
简言之，发挥政府的积极作用甚至主导作用，并不是要使政府干预企业的微观经营活动，而是要充分发挥政府的生产要素（尤其是公共产品）提供者、竞争秩序的维护者、前瞻性问题的决策者的作用。
概而言之，政府在中国工业四十年的改革、开放、转型、赶超过程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政府通过主导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市场经济有效运转所需的制度环境。政府在市场化制度建设方面的作用主要体现在：第一，以产权制度变革和产权保护为核心，推动国有企业改革，支持鼓励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培育形成多元化的市场主体和独具特色的混合所有制经济。第二，以价格机制和投资体制改革为核心，推动形成统一的、主要由市场决定的要素价格机制，以及面向所有市场主体开放的行业准入制度，构建公平竞争、透明开放的市场环境。
其次，政府在对外开放过程中扮演着积极建设者和促推者角色。主要体现在：第一，通过涉外经济体制的构建和完善形成与国际接轨的经济贸易体制。第二，通过实施优惠的外资、外贸、出口和产业扶持等政策吸引投资、鼓励出口，培育和提高中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第三，通过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治理和推动全球投资贸易体制变革，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和市场布局提供有利的外部环境。
再次，国家根据全球经济结构调整和竞争格局变化趋势以及国内资源禀赋条件的变化情况，及时对工业发展路径作出战略性调整，主导了工业发展模式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由粗放式发展向低碳、绿色、可持续发展，由工业单兵突进向工农城乡协同发展的转变。配合工业发展战略的转变，政府的作用主要体现在：第一，通过实施创新驱动和人才优先发展战略，加大国家对科技研发和人才培养的投入力度，推进在研发和创新中起主体作用的科研和人才培养体制改革，为实现工业增长方式真正向创新驱动转变提供坚实的科技、人才与制度支撑。第二，通过深化资源体制改革，建立市场导向的资源价格形成机制，加强工业绿色发展的行业标准和法规建设等举措，构建有助于工业低碳、绿色、可持续发展的长效体制机制。同时切实发挥宏观经济手段，加大对绿色产业的财政和金融支持力度。第三，通过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培育发展县域经济，提升其承接城市功能转移和辐射带动乡村发展能力，利用城乡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政策手段促进工农协同、城乡一体的发展格局，使工业化的发展成果能够反哺农业和带动农村发展，使现代化的农村和农业体系能够更好地支撑工业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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